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在对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1948年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还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费伦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国史学界有人把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古尔登的书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并非像斯通的书那样具有尖锐的政论性，以至对杜鲁门总统有“人身攻击”之嫌。古尔登的视野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全景，而非个别决策者的作用。此书对史料的运用也远远超过斯通和费伦巴赫。尽管书中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麦克阿瑟批评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口径保持高度统一；在对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对东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轻蔑。说古尔登“不爱国”，显然是过于牵强了。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莱尔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艾伦·梅莱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绝大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对朝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饱览无遗，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以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持久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主流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60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Blair）的《忘却的战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