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一月份从莫斯科回来时，距离我决定退出IBM舞台正好十年。我原以为自己能以大使的身份帮助冷战终结，这个梦想的最终破裂让我很是失望，但回首看看这十年，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探险的愿望，我从事了父亲从未有时间从事的公共事业，为我们的家族增添了光彩。

    我的人生轨迹与父亲的差异之大让人称奇。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想过会有人将我和我父亲相提并论：他是位“巨人”，而我甚至不觉得自己适合经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投身IBM的事业，可接下来我成功了，在二十年的时间里，IBM公司占据了我和我家人的几乎全部生活。我退休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早，但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被迫离开IBM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继续待在IBM直到正常退休年龄——先不说干到我父亲那么久，他在80岁的时候还每天西装笔挺地去上班——我就不会有机会站到比IBM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舞台上。

    我知道现在是时候承认自己已经老了。但我很担心自己找不到事情可做——那样的话我的大脑就会萎缩，我的生命就会失去活力。虽然我不想再从事像主持GAC那样费神的工作，但在离开莫斯科前，我已经列了一些可以让我保持活力的事情。我打算继续跟进苏美关系领域，我在布朗大学帮着建立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苏美关系领域的研究。让我欣慰的是，我在莫斯科担任大使时的副手马克?加里森选择离开外交部门，前来主持这个研究中心。我不可能找到比他很合适的人选了。但除此之外，当我和奥莉芙搬回格林尼治镇时，我还是感到情绪低落。她说：“你就不能放松些吗？逗逗你的孙儿们，去加勒比海玩玩！”我倒是听从了她的意见，不过在那两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将同社会脱节。

    我依然怀念执掌IBM公司时大权在握的感觉，不过看到公司在弗兰克?卡里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我也十分高兴。到1980年的时候，公司的规模已经比我领导时大了几乎四倍，年销售额达到260亿美元。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企业，我觉得很难想象现在有谁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卡里以他稳重精干的方式将IBM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计划在次年春天将公司的大权交到约翰?奥佩尔手中。奥佩尔力劝我回到IBM的董事会。之前我在接受大使职位时辞去了IBM董事会的职务，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回去的好，但他说：“你在公司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董事会不能没有你。”他还指出我才67岁。于是我回到了董事会，不过有个附加条件，我只担任董事会的名誉主席。（几年之后，当我年满七十时，我坚持像IBM其他人一样从董事会退休。这个规定是我亲自制定的，对这个规定的必要性有着切身体会。）

    说来奇怪，让我再次焕发活力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于1981年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哈佛大学有这个传统，从新闻人物当中挑选为毕业生致辞的演说者。当我知道他们从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纵多新闻人物里选中了我时，真是又高兴又得意。2月底接到邀请后，我马上开始准备。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我直到今天还是只要站到讲台上就会感觉浑身不自在。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会做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会一遍遍重写演说稿，然后送给两三个专家过目，我会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对着录音机反复练习，最后再在奥莉芙面前试讲一次——她一直是个很好的听众。到了3月底，我已经兴奋得有点按捺不住了——尽管距离毕业典礼还有十个星期的时间。但接着我的一位朋友安德鲁?海斯克尔打来电话，他退休前曾担任《时代》杂志社董事会主席，现在是哈佛大学两个管理机构之一“哈佛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他告诉我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