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话，我本应由于受到了侮辱而感到愤慨，但实际上我却大大松了口气。此外，要是取代你的人是美国总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对奥莉芙说：“你想想看，奥莉芙，这不是很好吗？为了记住演说词，我可是费了老劲了，现在我可算不用费神背它了！”可就在毕业典礼前的三个礼拜，海斯克尔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还是得来作演讲。”他解释说，白宫对此次邀请有个很大的误会，里根之所以会接受邀请显然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将被授予荣誉学位，但哈佛大学很少会将荣誉学位授予在职的美国政府官员。里根手下的人发现这个事实后，便跟哈佛大学说，总统不来了。这个事实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一来我不是在职的政府官员，二来，我碰巧早就获得过哈佛授予的荣誉学位了。
于是在1981年6月4日，我坐在了哈佛校园的发言席上，坐在我身边的有赛勒斯?万斯、安塞尔?亚当斯（AnselAdams）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eLuisBes）。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Bok）作了开场发言，在他讲话的时候我环视四周，思绪飘散开去。我想着哈佛大学有多么古老——当哈佛学子们走出校门加入1775年康科德的民兵队伍时，它已经建校超过100年了。接着我听到博克校长介绍我的名字。但就在我走到他身边站在讲台前时，天空滚过一阵巨雷，暴雨倾盆而下。
讲台上面有遮篷，主席台上却没有，而那些可怜的毕业生们都坐在露天草地上的折叠椅上。一些学生站起来跑向附近的宿舍，宿舍里有电视转播毕业典礼。但德里克吩咐大家在原地耐心等待一会儿，希望雨能停下。最后我跟他说：“这雨看上去不像很快能停的样子呀。”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开始讲？”他说。
我说：“是的。”于是我开始演讲，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生开始四散躲雨。我倒是觉得这雷声和暴雨很应景，因为我演讲的主题就是核战争。我希望把自己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工作时学到的东西传达给这些年轻人，要是今天来演讲的是里根总统，他们听到的东西将完全不同：
使用核武器的举动都不会带来胜利，只会带来全面战争的爆发和人类的彻底毁灭。我们必须勇于面对这样的错误观念——每个想要终结军备竞赛的人肯定是不重视美国的国防工作，肯定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判断力。我认为这种错误观念堪称“核问题中的麦卡锡主义”。因为寻求办法摆脱现在这种核竞争的困境——寻找谈判的途径，需求共存，避免对抗和战争——是人类历史悠久而光荣的传统。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我们的方向，走上唯一有着光明未来的希望之路：不是采取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行动，而是达成一系列经得起双方检验的协议。
这时候雨停了，学生们回到座位上热烈地鼓掌。我的演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哈佛校刊《深红》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题为“呼吁裁军的资本家”；《时代》杂志和波士顿当地的报纸也刊登了我的讲话。很快，我收到了更多的演讲邀请，一时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控制军备的代言人。在此之前我对“核冻结运动”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当时世界各地各种反核武器组织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我对核武器所持的怀疑态度正好与他们的关注点相契合。
在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得到热情响应，因为听众都是年轻的学生。想要说服手握实权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1982年，我得到第一个机会去赢得那些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被邀请前往波希米亚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