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怎么回事？

    马海波告诉我，那家小诊所别看小，但开在火车站那边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行骗，都没有被关闭，其实还是有一点儿门道的。他找朋友查了一下，结果朋友反馈，说那家诊所老板的一个亲戚，在那边很吃得开，各个部门都打点妥当，方才会如此猖獗。

    所谓求人办事，别人举手之劳自不必说，如果真的要伤筋动骨地去弄，实在没有必要。

    他朋友也是局子里面的，将这件事情说了之后，那边表示这件事情可以私了，将医药费一分不动地归还给我们，并且摆酒给我们赔礼道歉。在我们那里，一般讲到了这个份上，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然而马海波知道我的脾气，所以回话的时候，就有些小忐忑，问我接受不接受这和解。

    我当时也只是这么一提，没想到马海波还真的上了心，想必有这番结果下来，他也是费了不少人情。我并不愿意再麻烦他，点头说可以，钱可以赔，道歉可以领，我明天跑一趟靖州，将这件事情给和解了吧。

    马海波将信将疑地说好，他这就跟他朋友回话去。

    董仲明派来接我们的车还有两天才到，我问杂毛小道要不要陪我走这么一趟。他也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嘻嘻笑，说，既然有好戏，自当一同前往才是。

    当天晚上我跟我父母商量了去南方市治病的事情，母亲对父亲的病情其实还是蛮担忧的，既然有我做主，能够去大医院治疗，那么自然是点头同意的，而我父亲则有些担心医疗费用的问题。我笑着忽悠他说，我虽然身份特殊，但其实已经是公家人了，国家干部，爹娘老子的医药费用，都是公费，自己不出钱的。

    他听到这里，才放下心来，说好嘛好嘛，要是这样，就去南方看看病嘛，这么多年，都没有出去过。

    看着我父母那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模样，我的心里，不由得有些酸楚。

    次日清晨，我和杂毛小道戴上了杨操以前给的人皮面具，出门乘车去了县上。见了马海波，一番解释之后，他对我们的公然露面也就放下了担心。身为领导，他平日里的工作也比较忙，不能够陪我们去靖州，但他还是叫来了一辆车，载着我们过去。

    山路盘旋，行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我们才到了隔壁县，然后见到了马海波的那个朋友封子澄。他很热情地跟我们握手，说他已经通知了对方，中午会在这县里面最好的酒楼摆一桌，给我们赔礼道歉。马海波这朋友姓封，我们暂且叫他老封，在办公室里，他侃侃而谈，言语中似乎颇为自得，对方关系那么强，但还是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这都是看在了他的面子。

    我一个劲儿地奉承他，不过心中还是有些无奈。

    这所谓和解，还真的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对方之所以肯低头，确实是看在这位封大哥的面子，也只是因为我认识马海波。然而那些如我父母一样，不认识这些弯弯绕绕的普通农民呢？有钱的、有身份的人，自然会去实力雄厚的大医院，只有那些没什么见识的普通人、乡下人，才会被医托骗到那小诊所。可是，他们凭什么就应该要被骗，而没有地方可以伸张呢？

    我并不是正义感强烈的那种人，不过对这种建立在别人痛苦、甚至生命之上敛财的肮脏货色，却十分反感。当然，老封也是受人所托，我们并没有多说什么，约好十二点在某酒楼就席。还有两个小时，我们便先告辞，不打扰他工作。

    走在靖州的大街上，我提议去那家诊所看看。杂毛小道点头称是，于是我问了路人，沿街寻去。路上碰到几个好心的本地人，都悄悄地告诉我们，不要去，那儿就是个黑诊所，雇了几个职业医托，专门在汽车站、火车站和中医院、二医院门口，骗些外地人、乡下人，不过好像有背景，所以才一直开着。

    我们顺便打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