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法庭其实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也可能是在寻租，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权钱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应该说，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联系。

    农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径之内，尚且处于失语的状态，那么，无论我们有多少良好的愿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向自治的。他们可以为了一斤猪肉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刚刚播过的山西老夭头村的村民那样，以每张1800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选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话语里根本没有“权利”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投票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某些卷入市场颇深的农民群体，虽然对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于市场的缘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所以也有自组织的愿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组织）。而在某些偏远的山区，比如湖南的平江，由于传统的礼法体系尚有残存，私塾还有生存空间，传统的话语还有市场，所以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可以生存，在传统的话语氛围里，乡村干部的行为也得到了某种约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农村，在宗教话语的氛围中，在教的农民也可以依托教会，对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说点什么。事实上，只有失语的农民是无法自组织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组织了起来，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知识界所要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自治，或者帮助农民以他们熟悉的形式，掌握现代话语。如是，中国幸甚，世界幸甚。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