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2年我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被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