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就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礼”。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着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