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蒋委员长两度险遭暗杀，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因此，蒋委员长密令戴处长秘密调查，限期二十天破案。

    戴先生不敢怠慢，调特务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专家骨干组成破案小组，我有幸列为小组成员。我们分析，几次泄密，参加人员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追随蒋先生多年，历来深得蒋先生信任，且从来深居简出、不事交际。黄浚父子恰恰相反，生活奢侈放荡，嗜烟酒，好赌嫖，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二人皆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破案小组一合计，决定从“扩大总理纪念周”开始着手。当时会场宣布搜查刺客之时，一辆轿车向校外疾驰。门卫见是行政院的车子，又有特别通行证，就放行了。几分钟后，军警驾车追到孝陵卫，发现目标汽车着火，驾驶员毙命。而两个刺客已无影无踪了。

    轿车正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那么他与此案有没有瓜葛呢？警察们一致否认。理由是车子刚出门，他就主动报案：“我的车子被驾驶员擅自开走了，很值得怀疑……”

    破案小组可不这么看，贼喊捉贼的事见得多了。

    所有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人员全部被秘密调查。当然，黄浚被重点关照。对他的调查由我带队具体负责，每天有两个人分班跟踪监视，连续一周毫无发现。黄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也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我分析认为，黄浚平时爱好交际，一天没有交际活动都不自在，这一周知道风头很紧，突然一反常态，这很不正常，反而说明他心里有鬼。于是我们扩大监视面，他儿子黄晟也被我们监控。

    黄浚每天吃午饭的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主要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这里餐厅价格公道，质量也不坏。附近上班的官员都喜欢来这里解决午餐，黄浚也不例外。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好在大厅一侧安放了舒适的沙发，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发对面墙壁上，设有一排挂钩，用于悬挂雨具、帽子之类。跟踪黄浚的特工人员，每次都坐在沙发上假装看报或打瞌睡。

    我感觉国际联谊社是唯一可能出状况的地方，是不是跟踪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时间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我心里着急，决定亲自出马跟踪他一回。

    这天，黄浚在里面大吃大喝。我咽着唾沫在外面沙发上枯坐，无意中发现挂钩上并排挂着两顶一模一样的呢礼帽。本来这样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这其中一顶呢帽是黄浚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热的天气，讲究风度的男人通常戴个软边的“巴拿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仑帽”，有一个像黄浚那样戴呢礼帽就不寻常了。在这小小的餐厅，居然有两个戴呢礼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样的呢礼帽，那就太不同寻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跷！

    我当机立断，决定看一看另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黄浚拿了礼帽出餐厅，我没有亦步亦趋跟上去盯梢，而是稳坐沙发上，紧盯那顶呢帽。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样：一根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脐以下。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当时内心很激动，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过冷静地一想，黄浚跟日本人戴同样的帽子，只能说引起了我无限的联想，我并没有真凭实据。这就需要继续求证，于是我决定再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

    第二天中午，黄浚依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依旧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