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那个日本人也来了。这一回他没穿西服，帽子也挂在别处，并未像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惭愧啊！我暗自庆幸。设想一下，那个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国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黄浚的并排而挂，他如果昨天不同时犯这两个致命的错误，恐怕就很难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当然，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日本人连犯两个大错，真可谓自取灭亡。这也是后来审讯中，井田樱子极不服气、深以为憾的地方。

    我假装等人等得不耐烦，站起身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当然，我眼睛的余光一直通过餐厅大门扫视着里面，看他们会不会接头。结果大失所望，黄浚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远远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沮丧极了，茫然地回到沙发上。也不知过了多久，偶尔抬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黄浚的帽子不见了！

    他走了！我居然没看到！我慌忙奔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还有黄浚的影子？我心里懊丧无比，堂堂特务处独当一面的上校站长，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个大活人盯得“脱梢”，传出去还不叫团体的同志笑掉大牙！

    我满心不快，汗流如浆，懒懒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还辗转难眠，心里总想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到半夜突然灵光乍现，暗恨自己糊涂，巴不得马上天亮，马上到中午，以证实自己的猜想。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确：黄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没走；黄浚走的时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交换了情报。那天我其实只需望一眼餐厅里面，就会看到黄浚，就会恍然大悟；但当时实在有点心慌意乱了。

    日本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大使馆管理员。跟踪发现他跟廖雅权来往频繁。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井田樱子的地下交通员。

    余下的事就处理得得心应手了。通过国际联谊社的内线配合，我们分别检查了两顶帽子。黄浚的礼帽，帽檐内侧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控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和约束；再一条是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为不打草惊蛇，我们对两张便条拍照后又偷偷放回原处。黄浚的笔迹样本早就搜集了，细加核对，完全相符，他的罪行确凿无疑。日本人的纸条，则指示黄浚重点获取南京城防及长江沿线的布防情况。

    重大突破很快呈报到蒋委员长案前，委员长批示：择机抓人！

    这时跟踪黄浚儿子黄晟那边的成员也有收获了：黄晟跟汤山温泉招待所服务员廖雅权来往密切。据查，在此之前，黄浚跟此人关系暧昧，并做了她的担保人。破案小组研究了这个情况，几条线一齐指向了廖雅权。戴先生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此事疑点甚大。于是，他亲自调阅廖雅权的资料，并偷偷观察了这个人，觉得疑团更多了。这么个绝色女子，文化程度又相当高，怎会屈就在偏远的汤山温泉招待所当一个区区服务员呢？而且一干就是好多年。经这么一点破，我们也觉得她的破绽露出来了。

    委员长“择机”的目的，当然是要我们将整个间谍集团一网打尽。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费脑筋，经反复研究才制定了一套方案。

    首先要找一顶一模一样的呢帽，这其实也不容易。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必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同样的新旧。帽子在南京没买到，这也在意料之中。如果是随处可买的流行帽子，说不定那个衣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