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以后，换药的新护士一层层揭开昏迷患者额头上的绑带，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伤口。她兴奋地跑去告诉院长，省二院终于发生了伤口不治而愈的奇迹。闻讯赶来的张队手持录音笔，一直听到结尾的那一声惊呼—“你怎么打开的？”啊，原来欧阳楠早就有钥匙，他一直在等一个替身进来掉包。记者醒来就得理不饶人，和张队申诉安全问题，并要他赔偿被欧阳楠摔碎的相机。哭笑不得，喜忧参半，张队甚至还跟六点二十分离场的那个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的记者打过招呼。

    那个人是我，我本来不用回应张队，但我还是压低声音说了句“我回去发稿，你也辛苦了”。所有的黑锅你替我背吧，对不起了，张队，我要离开这里，查清真相。我想快走却迈不开步子，全身缝了二十五针。我感觉再快一点儿的话，整个皮囊都会脱骨而出。不能坐电梯，谁知道哪个买啤酒的警察刚巧和我同一梯。离厕所不远有个安全通道，下楼原来会那么痛苦。我撑着扶手两步一级。医院后门有辆宝马会一直等我到七点钟。就在三天前，正月初一，我如此想进警察局，我甚至认为警局比外面暖和多了。欧阳桐的死，多出来的刀伤，一把奇怪的匕首，失去的一百万，我身上的二十五针，陈洁的“我恨你”——我人生密度最高的四十八小时。

    我一定要出去，我与外界的距离只差最后一道旋转门。我明白转过这四十五度，等同于我申请了一张永久放逐令。有人会把我做成当场击毙的头号通缉犯，查不出真相我将含恨而亡，即使查明真相我也是瞑目而死。总之，出了这扇门，不管什么过程，等待我的只有一种结果—死无葬身之地。

    大门外斜对角停着一辆宝马，那是等我的。弯腰往车里钻时又是一阵钻心的疼。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坐在驾驶位，见我进来，没说话，没动静，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直视前方指了指安全带，示意我系上。我很久没有在车里系过这玩意儿了。他一脚油门往西开。我问他现在去哪儿，他不说话，面无表情。看他的样子估计比我大几岁，坐在驾驶位也能看出矮小精瘦。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是高文、高君给他们卖命，还是他们只是小弟？也许这个就是高君，他们都一样的瘦。

    我摇开车窗，大口呼吸久违的自由空气。路两侧的高楼从几十层一路低到三四层，后来就全都是平房，掺杂着化肥、猪饲料的广告。我卸下安全带，提醒他：“我们已经出城了。”

    “我知道，走外环不会出意外。”他依然直视前方说，“你把安全带系上。”

    至少声音不是高君的，只是个司机吗？可是比司机有腔调多了。我说：“现在去哪儿？”

    “去跟你拿钱。”

    “你们这个组织有大夫吗？我全身缝着二十五针，你不觉着得先帮我处理一下这些？”

    “先去拿钱。”

    我侧过来打量他，现在在外环桥上，我看看我能不能搞得动他，他一身西装，那种最老最土的款式，白衬衫蓝领带，典型的车夫打扮，但有一点不同，就是气场。我笑着问：“你不只是个司机吧，有名片吗？”

    他不说话，在桥右侧溜边慢行。

    “把你这个借我使使。”

    我说着又摘下安全带，左手伸向他右裤袋，他一脚刹车，在我向前倾的一刻，掏出里面的枪，对准我的腿，慢声慢语：“钱在哪儿？”

    我张开双手，要他放松，重新系上安全带，往后靠，告诉他：“坟场，东郊坟场。”

    谁让他出门就往西开的？一百码的速度还开了一个多小时。到坟场已经天黑了。我说今儿算了，我就记着人名，位置记不清了，没法找。他依然耍酷，一语不发，拔钥匙下车，就近买了个电筒和两个花圈。我看着就想笑，我问他：“你妈是不是也死在这儿？”

    他瞪我：“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