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追逐一个不成形的梦境，我醒来的时候非常混乱而没有方向感。有一刻我穿着他的睡衣站在他的床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随后记忆一拥而上，丰富而完整。我很快地淋浴，吹干，穿回我自己的衣服。我喝了一瓶啤酒当早餐便离开那里，走进明亮的晨光中，感觉像个夜贼。

    我想马上行动，但是我让自己在叫吉米的一天的小店吃了一顿有蛋、有培根、有土司和咖啡的丰盛早餐，然后搭地铁到了上城。

    旅馆里有一张留言和一堆被我直接丢到字纸篓的垃圾邮件等着我。留言者是塞尔顿·沃尔克，他要我方便的时候回电给他。我认为现在就像其他时候一样方便，于是就在旅馆大厅打电话给他。

    他的秘书马上帮我接了进去。他说：“我今天早上见了我的委托人，斯卡德先生。他写了些东西要我读给你听。我可以念了吗？”

    “请。”

    “马修——我不知道曼区和波提雅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是市长助理吗？她簿子里有一些政治人物，但是她不愿意告诉我他们是谁。我不会再对你有所隐瞒了，我没有告诉你有关富尔曼的事以及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不认为那与案子有关，所以我没有讲。别管这些了，你该注意那两个逮到我的警察，他们怎么知道要到我的公寓来抓人？谁密报给他们的？从这个方向着手。”

    “就这样？”

    “就这样，斯卡德先生。我好像做传讯服务的，复述问题和答案，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它们可能是种密码，我相信这口信对你来说应该有些意义吧？”

    “有一点。你看了布罗菲尔德觉得怎么样？他精神好吗？”

    “哦，非常好，他很有信心会获得释放。我想他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他有一大堆怎样不让布罗菲尔德坐牢，或者让他继续上诉的法律策略要说，但是我不想费时去听。当他说话的速度稍微减慢，我便谢了他并向他说再见。

    我到火焰餐厅去喝杯咖啡，同时思忖布罗菲尔德的口信。他的建议完全错误，我想了一下就明白是为什么。

    他的想法就像个警察。这可以理解——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学习警察的思考方式，所以很难马上改变这种倾向。大多数的时间我自己也还是这样思考，不过我试着忘掉这个旧习惯也有好几年了。就一个警察的观点来看，把问题钉在布罗菲尔德想要注意的地方是很合理的。你掌握大量消息，然后回头找线索，追踪每一条可能的路，直到你找到是谁报的案。而其中的假设是：打电话的人就是凶手，即使不是，他也可能看到了些什么。

    如果打电话的人没有杀人，那就是另有其人。也许有人看见波提雅·卡尔在她死掉的那个晚上进入那栋巴罗街的公寓大楼，她不是一个人进去的，有人应该看见她与那个最后杀掉她的人挽着手走进去。

    这就是警察可能想出来的故事大纲。而警局有两样东西可以完成这样的调查——人力和权烕，两者缺一不可。一个独立作业的人不可能用这种方法；一个连基层警徽都没有的人，一般人不会认为他们应该跟他谈，而他也根本不会想到用这种大费周章的方法去完成任何事情。

    特别是当警察一开始就不愿跟他合作，特别是当警察反对任何可能让布罗菲尔德远离电椅的调查时，他更不会从这方面着手。

    所以我的方法必须非常与众不同，必须是即使非警察人员也可能证实的方法。我必须找出是谁杀了她，然后我得找出一些事实来支持我已经猜到的部分。

    但是首先，我得找到一个人。

    一个矮个子，肯尼说过了。他是矮个子，瘦瘦的，脸颊凹陷，前额宽广而下巴短得令人毛骨悚然，有着浓密落腮胡，上唇却没有胡子，并且带着玳瑁框厚眼镜的人。

    我先到阿姆斯特朗去看了看。他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