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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谥号是一个带有鉴定性的称号,但因它来源于敬名和避讳,所以对前人不称其姓名或字,而称其谥号时,总带有敬意。不过称历代帝王的谥号当作别论。

    帝王生前的名字得避讳,不但口头上不能讲,就是书面上也不得写;非用代表他名儿的那个书写符号不可时,可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万不得已要用原字,那么这个字不准写完整了,必须缺一笔。等他死了,有了谥号,有了庙号,人们习惯上都称他的谥号。渐渐地便约定俗成了。称帝王的谥号是无可选择的,是被动的,不是自愿的,因此便无示敬可言。当我们说到号称圣人的周文王及昏庸残暴的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一些有选择称谓自由的历史人物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朝廷赐谥重爵位不重品行,只要达到赐谥的官阶就可得到谥号,只要有人从中维护,就可得到美谥。譬如宋代许多不光彩的人物,入了奸臣传的都有很冠冕堂皇的谥号:曾布谥为文肃,蔡京之弟蔡卞谥为文正,汪伯彦谥为忠定,卖国贼秦桧谥为忠献,秦桧的重要帮凶万俟卨〔moqixie莫齐谢〕谥为忠靖……然而又有谁去称他们的谥号呢?即使秦桧后来改谥为谬丑,也无人理会。古今上下,男女老幼,统称之为秦桧。公道在人心,坏人有谥也不称。

    六朝人作品,如以《世说新语》为例,称人多称官职,例如称陈寔〔shi时〕为太丘(陈曾为太丘县令),谢安为太傅,王导为丞相,王敦为王大将军,嵇康为中散(为魏中散大夫),王羲之为右军,等等。而唐人于作品涉及名公巨卿,则多称其封爵,如称房玄龄为梁公,杜如晦为莱公,魏征为郑公,裴度、韩滉为晋公,颜真卿为鲁公,等等。这在《大唐新语》、《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书中习见。到了宋代,除仍用上述称谓外,又多称前人的谥号。如欧阳修在《归田录》称鲁宗道为鲁肃简公,张知白为张文节公,杨亿为杨文公,孙奭〔shi市〕为孙宣公,王曾为王文正公,李沆为李文靖公……江休复在《嘉祐杂志》中称韩愈为韩文公,杨亿为杨文公。范镇在《东斋记事》中,称丁度为丁文简公,薛贽为薛简肃公,王曾为王文正公,蔡齐为蔡文忠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宋人笔记中,称谥号的例证难以枚举。至清代此风更盛,只要翻开杂录、随笔之类的书,就会发现俯拾即是,所以我们就不再胪列了。

    宋以来盛行称前人的谥号,大概是有原因的。对一些勋业彪炳,或极为人所钦仰的历史伟人,称其字,则似乎有些欠妥。因为称表字只限于平辈之间,或尊长对卑幼者表示亲近和喜爱时才用。如果称别号,又与其人身分不相称,也欠庄重,况且他还不一定有别号。当然还可称官职,这虽能体现其人之身分,然不能见其人之立身行事,生平业绩。看来对这些人,称其谥号,是最佳选择。如范仲淹之称范文正公,不是正可令人想见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代政治家那种奉献精神和浩然正气吗?岳飞之称岳武穆或岳忠武(后改谥忠武),不是也可使人想像到这位“危身奉上”,勇御外侮的民族英雄的气概吗?还有如刘墉之称刘文清,也可体现出这位一生自奉廉洁而多善政的清官形象①,纪昀之称纪文达,也充分反映出这位学识渊博而又诙谐机智的儒臣风貌。

    由此可见,对历史伟人,名公巨卿,称其谥号既可示敬,又可体现其身分地位和生平业绩,这一点确实是其他称呼所不能替代的。

    附带说一下,明以前,对皇帝不称谥号就称庙号。从明到清,民间开始习惯上称年号②。如永乐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这种称呼当是民间的创造。

    


    注释:

    ①关于刘墉为官清正的事,民间颇有口碑。如公案小说有《刘公案》,相声有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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