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死后，由群臣讨论拟定谥号，上奏新皇帝，经允准，然后施行。殡葬之前未定谥号，只称“大行皇帝”①，意思是永远离去的皇帝。《汉书·高帝纪》记刘邦死后，谥号是这样定的：

    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

    颜师古注说：“尊号，谥也。”《昭帝纪》也说：“尊号曰‘昭’，不亦宜乎！”所以为皇帝议定谥号也叫上尊号。但有一点要说明，后代一些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大臣们为了歌功颂德，编造一串辉煌美盛的字眼奉献给皇帝，也叫上尊号，皇帝给逊位的太上皇加美称，也叫上尊号，这同死后议谥是两回事。前者是终生定称，后者乃一时之荣。

    虽然说，“谥者，行之迹也”，但不少皇帝的谥，并不能真正反映他的所作所为。譬如晋惠帝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听见蛤蟆叫，问身边的人说：“蛤蟆是属公家，还是属于私人？”看见饿死的老百姓，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晋书·惠帝纪》)就是这样一个蠢物，竟给定了一个“柔质慈民”和“爱民好与”的“惠”字！其实他何曾给过百姓什么“惠”？臣子为皇帝定谥号，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得不用曲笔。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谥号中，也有“婉而多讽”的。晋安帝司马德宗，“自少至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变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晋书·安帝纪》)。这样一个植物人，死后谥为“安”。《谥法》说：“好和不争曰安。”也真亏了礼臣们会咬文嚼字，想出了这个“安”字！口不能言，不辨寒暑，行动需人，地地道道地是“好和不争”。

    一些被权臣挟制，出来做“禅让”表演的末代少年皇帝，当他们举行完“禅让”仪式后，很快就被悄悄地杀害了。新王朝议谥的礼官们，能善体人主之意，都献给他们一个得体的尊号。如晋司马德文被刘宋谥为恭帝，刘宋的刘准被齐谥为顺帝，齐的萧宝融被梁谥为和帝，梁的萧方智被陈谥为敬帝，北周的宇文阐被隋谥为静帝，隋的杨侑〔you右〕被唐谥为恭帝，等等。这些谥号无一不同被谥者的禅让“美德”相应，无一不显示新王朝之得天下是应天顺人。如《谥法》说：“尊贤让善曰恭。”这受禅让者岂不是非贤即善了吗？

    相对说来，对大臣赐谥，还能比较多地反映一些受谥者的行迹。因为评定谥号的时候，主持者无避忌，朝臣敢直言，阿曲较少。宋人王辟之在《渑〔sheng绳〕水燕谈录》卷一记载了夏竦赐谥的故事。夏竦死后，仁宗赐谥文正。当时刘敞任职考功，正是主管大臣赐谥之事，便上疏说：大臣赐谥，是主管部门的事，况且陛下赐给夏竦的谥号也不合乎《谥法》，您何必侵犯主管部门的职权呢？司马光也上疏论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最后改谥文庄。这夏竦勾结丁谓和王钦若，做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所以说他不配谥文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也记有宋代大臣赐谥的事。丞相赵正夫死，徽宗亲往吊唁，其家属请求皇帝加恩的有三项，其中之一是要求谥号中带一“正”字。其他两事皆应允，独谥号一事，只说“待理会”(等研究一下)，结果谥为清献。

    原来自魏晋以来，大臣赐谥都是先由掌管考核官吏政绩的部门——考功司，提供其人的生平事迹资料，太常寺的太常博士拟定谥号上奏，言官及其他朝臣如有意见，可提出讨论，最后议定。尽管如此，也还是有挟嫌报怨，假公济私的事发生。《老学庵笔记》卷五还记载了关于欧阳修赐谥的故事：

    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愈)。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

    虽然赐谥比上尊号少了那些溢美不实之辞，但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