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于他所占据的这个能知人所不知的位置（尽管充满极端的恶意）是如此疏离。关于人类、世界、命运等种种共相式的预言既然无法通过写实标准在现世中进行科学的检验，这个庞大的任务只好移交给看似专门处理未来的科幻小说家；他们是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传人，将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国殊俗的玄想挹注于时间巨力“尚未”触及的那一端。他们接替了吹响示警号角的天使，缔造了科幻小说这个类型。如果我们还想在写实的世界里寻访预言者的身影，若非遁入那个被论者贴上“魔幻”标示牌的莽林僻壤，便只好以更繁琐的显微视野搜寻疏离分子可能藏身的角落——他们躲在地下室里，预言自己无能实践的小小未来。

    三个虚伪、势利且显然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布尔乔亚青年试图摆脱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穷小子的纠缠，只好在不得不答应他自资前来参加一席饯别晚餐之际蓄意以冷漠、蔑视的态度侮辱他。这个穷小子是《地下室手记》（NotesfromUnderground，1864）的叙述者及主角“我”。“我”为了尊严（或骄傲）强行加入一个他不喜欢也不受欢迎的团体——也是世俗或群众世界的缩影——而受辱之后莽撞地要求与其中一人决斗。然而，就在下一刻，“我”后悔了：

    这个绝望而濒临疯狂的青年在这一段独白式的预言中更牵拖出一个预言中的预言，“兹瓦可夫将去诱惑色卡西亚地方的女孩”，它是幻想里的幻想。然而微妙的是，同情“我”的读者会毫不考虑地相信：兹瓦可夫的确做得出那种事来。接着，“我”继续预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个“我”是拉格维斯特笔下意大利宫廷侏儒的先祖，没有姓名，也没有明确的身世，绝对的疏离分子。由“我”所独白的预言当然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个角色的目的原本是在证明思想与意志的断离。这里的预言非但不为他人所聆听或理解，它甚至正是“我”自己不敢相信且无能做到的。这样的预言是一则精心包装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小说，由角色创作出来并赤裸坦率地讽刺语言的虚妄及荒谬。

    我大胆地猜测：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前述这两段文字的时候，脑中一定掠过普希金（AleksanderSergeyevich，1799～1837）的影子。因为陀氏笔下的“我”预言他将悲壮地原谅仇人之后立刻“眼中充盈着泪水”且“清清楚楚这完全是来自普希金的‘西尔维奥’以及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普希金的小说TheShot主角西尔维奥原谅了掌掴他的仇人，可是普希金自己却死于一次真枪实弹的决斗之中。然则，地下室里的“我”的预言（我将、我会、我要……）便正是“我不可能……”的证据。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最愉悦而令人难忘的一则预言出自美国小说家萨拉扬（WilliamSaroyan，1908～1881）之手。《我名阿拉姆》（MyNameisAram）中的一篇《美国旅人的老乡箴》（OldtryAdvicetotheAmeriTraveller）叙述加罗叔叔对侄儿梅力克提出了警告，因为梅力克正准备从弗瑞斯诺搭火车横越大陆到纽约去。加罗叔叔告诉年轻的旅人，上车之后，会有两个穿制服来查票的，“别理他们，他们是骗子。”还会有一个温雅的青年将要奉送他一支烟，“这烟是有麻药的。”另外，“当你去餐车的路上，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会故意撞上你。”当然更不能睬她，因为“那女人是个‘落翅仔’”。此外，加罗叔叔还强调：“从餐车返座的路上，你会经过吸烟室，那里有一台纸牌戏正在进行。打牌的三个中年人手指上都套着看来很值钱的戒指。他们会向你点头招呼，其中一个会邀你参加。告诉他们：你不大会讲英语。”

    这个短短的故事后来的发展是：乡下青年碰到的查票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