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戴眼镜而生的）；就如同《小酒店》里的工人古波所持之说：挪亚种葡萄就是为了使19世纪末巴黎贫民窟的锌工、裁缝和铁匠能喝酒。以哲学用语来说，将“目的因”拿来取代“动力因”，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便扭转易位。

    小说家的道德焦虑——那个书写者被决定论宰制、书写对现实灾难之无能为力的处境——虽未真正改变，但是，充满灾难的现实（有如挪亚种的葡萄一样）不得不在时间的牵引下奔赴其目的因，进入作品（或者肠胃），“让生活愉快”一些。

    对公共事务有更多参与机会（理解及涉入政治）的近代人自19世纪末以来便仿佛日渐其深，也日渐其久地“受浸”于书写公共事务的仪式（阅读及制造媒体），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大量负载叙事任务的体制，也更常被解释成期待成要求成这仪式的一部分。

    也许连左拉亦难以想像和估计，他的文学意见同时缩减了也膨胀了他的信徒在真实这个语词上的宽容度，以及在政治这个语调上的解释力。追随左拉想法的人面对真实这一语词的时候，着魔似的以科学实验的准确性为测量标准，而放逐了其他研究方法所能探触的真理；另一方面，人类亘古以来的巨大灾难（包括个人之难以豁免地走向死亡毁灭），也都可以透过政治人物、阶级、事件和制度所呈现的不公不义来得到答案——《小酒店》中的热尔维斯不是先因资产阶级此一“他者”之压榨而过着艰苦悲惨的生活，又因社会环境此一“他迫”之诱惑而终至堕落毁灭的吗？

    即以小说发展来看，左拉的影响更不止及身而已。在《实验小说》（LeRomanExperimental，1880）出版前，“左拉主义”已造成对某一文类的重大颠覆。笔者曾在《时间凝结的孤岛——乌托邦小说与小说中的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地异国的玄想寄托到了19世纪末期变成索然的悬望。没有谁会再相信：这个地球上还实存着一方未经发现的乐土和净土。从而乌托邦不再是遥远异俗的某种，而被移置到了未来。”此文所未及言明的部分是：左拉的意见在乌托邦小说这个类型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山缪·巴特勒（SamuelButler，1835～1902）的《乌尔乡》（Erehwon，1872）、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的《乌有乡的新闻》（NewsfromNowhere，1891）、威尔斯（HerbertGeeWells，1866～1946）的《时间机器》（TimeMae，1895）、福斯特（EdwardManFoster，1879～1970）的《机器停止》（TheMaeStops，1909），到扎米亚京（E.I.Zamyatin，1884～1937）的《我们》（We）、赫胥黎（AldousHuxley，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以至于奥威尔（GeeOrwell，1903～1963）的《一九八四》（1984，1949）——这一长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作品将16世纪初，由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一手打造起来的“世外桃源”《乌托邦》（Utopia，1516）逐渐摧毁，使之成为反乌托邦（distopia）的论述场域。这些作家在那个古老类型里注入的三个元素正是：科学（或科技）控制、政治控制以及灾难。

    虽然这些作家越来越不能忍受曾经被左拉揄扬为新世纪拯救希望的科学，但是，正如扎米亚京在《我们》的《手记二十八》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越过墙壁出去过。”——这个墙壁就是政治。在新世纪（我们所寄身的这一迫近千禧年［millennium］的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