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里的许由就很不堪了。皇甫谧描写尧一再要让天下给许由，任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巢父的人牵了头牛犊子过来，问许由为什么要洗耳朵，许由说了“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的缘故。巢父答得妙：“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汗吾犊口！”说完，便牵着牛犊子往河上游喝水去了。

    《高士传》自然不是传记，而是小说。皇甫谧假借传记表述了他对真正的隐者和虚伪的隐者的看法。他笔下的许由就一如庄子笔下的尧或孔子一样，都不再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种俗知鄙识的化身。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确认或实证庄子鄙夷尧或孔子、皇甫谧鄙夷许由，我们只能把庄子笔下的尧和孔子以及皇甫谧笔下的许由看作两位小说家所要对抗的知识符号。小说家所提供的则是另类知识。为了捍卫“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持论者——如中国古代的史家，才会像孔子那样论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才会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那样独裁：“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史家所造之语。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里叙及垓下之围，项羽只剩下残兵败将二十八骑的时刻，发出“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慨叹。在数千汉骑的围困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会打仗，项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可是接下来的片刻之后，司马迁描述项羽对乌江亭长说的一段话中有“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之语，可见那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在顷刻间被汉军歼灭殆尽。试问：“非战之罪”的慨叹、“吾为公取彼一将”的豪语乃至“如大王言”的赞服诸语，是经由什么方式载录下来，又辗转经历了两百年传到太史公的耳中的？项羽本人不是在旋踵间就被汉骑分尸裂体了吗？又是谁说出来的呢？

    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像司马迁那样大胆径用小说家手法所书写的历史，也有其他“另类知识”可以渗入的空间。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述及司马相如以“琴心”挑逗新寡的卓文君，使之夤夜与之私奔：

    这是一段堪称细腻的描述，相对于《史记》其他一百二十九卷的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内文而言，司马相如骗色诈财的“小”故事已经算得上占足篇幅了。然而，到了《西京杂记》（托名为刘歆所撰）那里，犹有未尽之意：

    倘若全然满足于《司马相如列传》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姑不论司马迁是否也像写《项羽本纪》时一般为这对情奔诈财的男女添抹了虚构之笔），刘歆无须另为杂记以录之。然则刘歆对《史记》的叙述又有什么地方不觉惬心贵当呢？

    首先，他增加了相如取鹔鹴裘赊酒和文君抱头哭穷的细节。其次，他更改了相如夫妇当垆卖酒的地点——因为在《史记》里，相如既已家徒四壁，又何来可卖之车骑供二人先返临邛、再买酒舍？再其次，刘歆还描述了文君的姿容、年龄与性格以及相如的糖尿病（甚至以为该病与二人渔色交欢之情有关）。

    支持《史记》之文一字千金不可移动的人可能会嫌刘歆多事，因为《西京杂记》里所增补的细节似乎无关宏旨。然而细节之附丽所能提供的不只是“所知之事”，同时也提供了“可信之据”。在大体上，刘歆其实未尝如前文所述的庄子、皇甫谧那样试图颠覆早期的文本，他反而在植入显系虚构性的细节之后增加了《司马相如列传》的可信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