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面的事实：文明史不只是一套加法计算出来的。正如人们无从断言，在政治或经济上，我们所置身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人们也同样无法断言，当代的小说是否已超越了前人的成就。越来越细腻的许多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研究的探索反而经常告诉我们：在小说这个体制的发展过程之中，某人某作其实是某人某作的遗绪，某件诸元其实是某作诸元的脱胎。关于小说的诸般理论倒像是要宣称：小说史之形成自有一套减法。不能承认这套减法确乎存在，便无法正视小说史的零落错乱。而所谓零落错乱，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指小说绝非后出而转精、益学而渐巧，有一定向而线性的进化。相反地，小说史上不择期亦不择地而出的经典作品之间，却常出现漫长的停滞、衰退、缩减、逆变。无以数计的小说作品从未依据任何一条自然律法或科学法则推挤堆叠、迎向（或造成）某一高峰，由小说所构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庞然的混沌。所谓“小说的体系”或“小说的理论”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矛盾语。

    然而，这一片混沌必有可解之途。就像卢梭论教育之初所感知的头绪万端一般，他甚至开宗明义地暗示（人为的）教育之不可能（“无论何物，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弄坏了”），但是卢梭毕竟完成了他的教育论。推测他“没有次序”“不大连贯”的书写之始，心中也只有整个体系的第一块拼图——依循自然。试图为小说的混沌世界摸索出一个体系的可能性亦复如此。这里的第一块拼图是：另类知识。

    庄子一定难以想像：他既是第一个使用“小说”二字成一词的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小说家。然而他所谓的“小说”，并不是后人眼中的小说；在他那里“饰小说以干县（按：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外物》）的意思是说：粉饰一些浅薄琐屑的知识，去求取（权力拥有者所征用而致之）高名，那么距通达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呢！

    显然，庄子是看不起“小说”的。近世治小说史或文学史的人多只片言带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即云：“（小说）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达史》第九章第四节首段几乎全抄此语，亦未多作解释。这些史家大约根本不相信庄子正是后世小说观念之中的第一位小说家，要不就是很难费劲地去解释：首创“小说”一词的小说家所鄙夷的小说并不是后世观念之中的小说。也正因为这一寓巧合与误会的双重夹缠，使人们难以从庄子的鄙夷态度里发现先前所提及的第一块拼图，那块“另类知识”的拼图。

    尽管《庄子》一书的真伪如谜，详考各篇归属更莫衷一是，即使连《外物》一篇都有西汉道家所作、庄子自作后人增补、秦汉之间学者所作、庄子后学逸文而由汉人编辑等诸说，然而以庄子整体学术的旨趣而言，编造故事以模糊知识界圣贤地位的企图则清晰而一贯。质言之：庄子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尧、舜、老聃、仲尼、颜回、惠施乃至鲁哀公、梁惠王、卫灵公等历史人物之名，制造情节和对话，或则全然对反于创学立说者原本的知识，或则令那些学说在言辩机锋的对峙之下被庄子自己的知识所掩覆而倾绌，庄子对他笔下的孔子之立论是否前后矛盾、自相扦格可以说毫不措意，因为他的作品正是在渗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识。举个例子来说：当儒家一径歌颂着尧、舜公天下的禅让政治时，《庄子·逍遥游》却让许由教训了尧一顿，而留下了“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著名玩笑。

    到了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玩笑开得就更大了。皇甫谧自己是个嫌厌政治的人，晋武帝屡次征召他出任，他从不答应，只向晋武帝借了一车书，隐居以终，书当然也始终没还。《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