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防传球还是有两下的,”我说。
“是啊。你说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们点了龙虾。这个菜做起来是很花时间的,何况今天顾客又那么多。店堂里挤得满满当当,尽是些醉醺醺的耶鲁货。有如一群哇哇乱叫的叭喇狗,都在那里欢呼胜利,为他们在橄榄球场上的彪炳战功大唱赞歌。总之,只有我们的餐桌上算是还比较安静,对面说话还听得见——假如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话题可以谈谈的话。
“近况如何啊?’爸爸问。
“还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说。(说实话,跟他谈话我是只有泼冷水的份儿。)
“你平时……也出去走走吗?”他是用足了脑筋在没话找话。我得承认他的用心是够苦的。
“偶尔出去走走,”我说。
“那就好,”他说。
今天我发觉爸爸这种不自在的样子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吃饭的那一次,他都没有这样不自在。
“奥利弗,”从他这个口气听得出来,他下面就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了,“我可以谈些个人的事吗?”
他难道还有什么正经大事可谈?
“请只管说吧,”我说。
“我很想跟你谈谈今后的事。”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内心就警惕起来,全身上下的防御部队都奉命进入了阵地。
“不是谈你,奥利弗。是谈我们家今后的事。”
我脑子里蓦地掠过了一个念头: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还是妈妈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种事情的话他们是会摆出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告诉我的。甚至还可能写封信来(我这是说的妈妈)。
“我已经六十五了,”他说。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五哩,”我马上接口说。我故意这样说得连一个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对他可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未雨绸缎,先作这样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难道爸爸还等着拿社会保险金用?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
他这话头一开,我就懒得再听下去了。因为就在十二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场合,也是这样一个话题,我已经领教过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了。他要传递给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已经有数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这两个“角色”赛后的“舞台规定动作”跟上次不一样。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后,我们就去了波士顿,上我们吃惯的那家饭店。爸爸特意把车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办公大楼旁边,这里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总部所在,我们家公开亮出自己姓氏的企业也唯有这一家。
我们下了车,再步行去那家饭店,正走着,爸爸向大楼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说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静的,是不?”
“你的专用办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静的,”我答道。
“那可是个飓风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我喜欢,”他说。“我就是喜欢,奥利弗。”
他所喜欢的,自然不会是金钱。也不会是手里那耀眼的权力,地方发行债券,公用事业或者大公司发行股票,一发就是千千万万,在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权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欢的是责任二字。如果责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话,那我觉得激发爸爸那份劲头的就是这责任二字。无论对纱厂(没有纱厂就办不起银行),还是对银行,对银行奉为精神导师的神圣学府哈佛大学,他都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经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过了上届的哈佛一耶鲁大赛,当天晚上在波士顿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