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在想什么呢，”格林伍德督察从吧台转过身，叹了口气说，“反正这里好像没人想要收我的钱，什么都买不到。这间屋子似乎是这里唯一没有堆满梯子和白色涂料的地方，空空荡荡的，甚至都没个酒吧招待给我拿罐啤酒。”

    “哦……我的想法不值一便士，更不要说一罐啤酒了，”教士说着擦了擦眼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这里杀个人简直太容易了。”

    “得了，布朗神父，”督察很和气地说。“你破获的谋杀案已经太多了；我们这些可怜的警察一辈子就只有挨饿的份了，连个小案子都没有。但是你怎么会说……哦，我明白了，你看到了墙上的那些土耳其匕首。这里可用来杀人的工具的确很多，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但还远不如一间普通厨房里多：什么切肉刀啊、拨火棍啊、等等。有这些不见得就会有谋杀。”

    布朗神父似乎带着些许困惑收回了他凌乱的思维；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谋杀一向都很容易，”格林伍德督察说。“不可能有比谋杀更容易的事了。我这一刻就能把你杀了——比我在这该死的酒吧要杯酒喝还容易呢。唯一困难的就是杀了人还能顺利脱身。杀了人还要装清白；明明是自己的杰作却谦虚地推说不是自己干的，正因为凶手有这种蠢行，才给破案带来了麻烦。他们死抱着那种杀了人又不被发现的异常信念不放；正是那种信念束缚着他们，即便是在一间摆满匕首的屋里。不然的话，每家刀剪铺里都会堆满尸体了。而那也恰好说明，有种谋杀是没法阻止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指责我们这些可怜的警察，为什么没能阻止它。如果一个疯子想要谋杀国王或者总统，任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让国王住在煤窑，或者把总统装在钢箱里吧。任何一个不怕担当杀人犯之名的人都可以谋杀他。这样看来，疯子跟烈士很相像——这个世界奈何不了他。一个真正的狂徒可以想杀谁就杀谁。”

    神父还没来得及作答，一群欢快的行商像海豚般成群结队地涌了进来；其间有个身材高大、神采飞扬的男子，戴着一个同样硕大、闪亮的胸针，随着他一声洪亮的吆喝，谄媚的经理就像听到主人口哨声的哈巴狗，急忙跑了出来，这种反应速度自然不是那个便衣督察所能激发出来的。

    “实在抱歉，朱克斯先生，”经理局促不安地陪着笑，一缕油亮的头发从前额散落下来。“我们现在人手不够；我不得不处理酒店的一些事情，朱克斯先生。”

    朱克斯先生扯着大嗓门原谅了他，然后为在场的每个人点了酒，甚至还赏了卑躬屈膝的经理一杯。朱克斯先生是名行商，替一家非常有名又时尚的酒类公司工作；恐怕他还真以这种地方的合法领导者自居了。不管怎么说，他开始了一段喧闹的长篇大论，几乎就是在教导这个经理如何管理酒店；其他人也似乎都奉他为权威人士。督察和神父已经退至后面的一个矮凳和小桌边，在那里观望事态的发展，直至督察不得不断然出面干涉的那个非常时刻。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正如前文所述，便是那个戴着绿头巾、棕色面孔的亚洲人如幽灵般骇然亮相，与之相伴的是一个不信奉国教的牧师，其给人的惊骇之感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景象恰如厄运降临前的凶兆。此时此地，预兆的迹象昭然在目。寡言少语但善于观察、过去一小时都在清扫台阶（真是个优哉游哉的劳动者）的那个小伙子；面色黝黑、身材肥壮的酒吧招待；甚至还有那个老练但心烦意乱的经理，他们都成了这个奇迹的见证人。

    这两人之所以看似幽灵，按照怀疑论者的说法，完全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那个一头黄色长发、身着半教士服的男人不只是为人熟知的沙滩布道者，还是足迹遍及现代世界的宣传者。他不是别人，正是如假包换的戴维·普赖斯－琼斯牧师，其高调宣扬的口号便是“禁酒和净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