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金锁不仅长得像父亲卞德仁，心地也像。看他，有时就觉得他是他父亲的影子。而实际上，他生活的流程就像是尾随着他父亲的影子走来的。不是必然，却够上巧合。

    由于只卞德仁一个人在外挣钱，家里生活负担沉重。卞金锁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十三岁便开始在外面做活儿挣钱。他在街边给人擦过皮鞋，卖过绑腿带，卖过报纸，在饭馆给人做过跑堂等等。不到十八岁，已经做过了十几种的工。他和父亲卞德仁看着是两代，却轮回着和父亲一样的辛劳。只不过父亲那么大时，没有爹娘和兄妹，奔着是为他自个儿；他有爹娘和弟弟们，是为家。

    陇海铁路建成后，铁路上招人，十九岁的卞金锁进了铁路局，做了巡道工。一年后，有一天他巡道回来，寻回家了一个年轻女子。

    那天，卞金锁巡罢他的那段道轨后，开始向回走。除了道轨和杂草，四周没有人烟，他拎着工具，自己给自己鼓精神头地哼唱着《东方红》。远处出现了个人影，他停止了哼唱，等着与人影走近。这种荒凉的地方，见个人影，无聊就变成了瞬间的有聊和乐趣。走近，人影是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瘦削的年轻女子。见到对面的卞金锁，她勾下头，立即抬脚跳到了铁轨的另一侧，怕他什么似的。卞金锁惊奇，想：一个女子家家的，跑到这么个地方做啥呢。他本能地回过头，又看了女子一眼。女子孤零零的背影叫他觉得更加蹊跷，他知道，她走下去，离最近的有人烟的地方，也得有二十几里路呢。中间还要经过几个山洞。山洞里可有些叫人慌张，她的胆子咋那么大呢？接着，他又寻思：她要为了省钱，可以走大路，为什么偏走这偏僻的铁道旁呢？他琢磨着，突然打了个机灵，想：这女子备不住是个台湾的特务，想要给铁路放炸药的。这么想，他浑身有了力量，反身尾随上那女子。他要不惊扰她，等她行动的时候，抓她个正着。

    女子一心一意走自个儿的，根本不朝后回头。卞金锁嘲笑她，想：还是特务呢，警惕性还不如我高哩。凭经验，卞金锁知道要有火车开来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女子，看她的一举一动，虽然她是两手空空，但他想她将炸药没准儿是藏在了身上。远远地，传来了火车长鸣，火车头，好像是从迷雾中伸了出来。只见，那女子迈进了铁轨中，昂着头，一动不动。火车头越来越清晰起来，女子的姿态却未有改变。卞金锁突地明白，这是要出人命啊！他扔下工具，用劲地跑向女子，上前，拽住女子的胳膊，就往外拉，女子没有准备，轻而易举就被拽出了铁轨。出了轨道，女子明白过来，徒劳地挣脱着，喊：放开我，我要死！我要死！卞金锁不说一句话，钳子一样紧地抓着她，由不得她。火车呼啸着开过来，女子就要“赶”这火车的，挣脱得更厉害；卞金锁拽得也更紧。火车开去了。女子失望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子叫王香萍，十九岁。寻短见的原因是被人骗了，这场骗提起来不仅是伤心，更主要的是没有脸面。

    王香萍原来在一个旅馆做服务员，是临时工。半个月前她被旅馆开除了，理由是她的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事说起来是和之前住在旅馆的一个西安来的男性年轻人有关。男青年姓付，旅馆的人就叫他付同志。付同志在旅馆住了五天。他没有登记单位，说是才从大学毕业，还没有安排单位，来兰州是受他父母旨意寻一个多年未有联系的亲戚的。他每天早出晚归。付同志住的是单间，每天回来，就要叫服务员拿钥匙给他开门。那一阵，正好是王香萍值晚班，每天她就给付同志开门。付同志长得谈不上帅气，但有一副文雅的气质，对人彬彬有礼的。付同志健谈，每一次都和王香萍聊几句。这样，王香萍对他算熟悉了。

    第四次回来，付同志大方地邀王香萍在他的房间坐会儿，坐会儿当中他就搂住了王香萍，王香萍对他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