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从达拉斯堡-渥斯机场起飞。在头等舱里,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德州人,留个小平头,浓密的眉毛下,有一双睿智机敏的褐色眼睛。扣上安全带之后,那个人说,“想找理由骂阿拉伯人,还真简单。你看他们把空中交通搞成这样,光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机场的安全措施严格到不近人情。五百英里以下的旅行,我现在都开车。”
“情况是紧张一点。”巴克伦说。
“我知道。但是,有些事情要讲道理、看情况,不是扰民。刚才上来的时候,我看他们抽查一个老太太,拜托,她都八十好几了,还撑个铝制的助行支架。你说,带把手枪上飞机有那么难吗?只要把枪藏在头巾里就行了。”
“他们担心搜查特定人种会被批评。”
“路上看到个老黑开车就把他拦下来,跟在机场注意模样像恐怖分子的人,到底是有些差别的。我跟你说,我的医生上个星期要帮我安排个核磁共振检查。我跟他说,不必费事,这几天我要飞纽约,机场会帮我照得一清二楚。”
这个笑话他倒没听过,不觉莞尔。
“抱歉。”那个人说,“我想找人聊天,可不想打扰一个想读书的朋友,如果你想在飞机上看书……”
“我的书放在行李里托运,而且我比较喜欢有人作伴。”
“我可不确定我够资格。”那个人说,“常常有人觉得我不在场比较好。我叫鲍伯·威尔本,家住波兰诺。”
“法兰·巴克伦,纽约人。”
“我早就知道了。”
“是啊,我一开口,大家就知道我是纽约来的。”
“你的纽约腔很浓,但,我是连你的名字都知道。我在报上看过你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来了。你就是那个警察局长,把纽约变成了人人都想去的好地方。”
“多亏大家帮我的忙。”
“恕我冒昧,什么风把你吹到德州来的?如果你能到达拉斯警察局屈就,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让你失望了。我昨天在阿灵顿向一群企业界人士发表演说。”
“不是在培里克利斯俱乐部吧。真可惜,那儿我经常去。如果留意一下我的邀请函,发现演讲人是你的话,昨天就不会错过了。真可惜。”
“你没错过什么。”巴克伦告诉他。
这次的旅行很愉快。他们用头等舱送他到德州,达拉斯机场外面有加长型礼车接送,住的是四季饭店。俱乐部陈设华贵,布满黑木家具与红色皮饰,墙上还挂着几幅查尔斯·罗素①等人的画作。晚餐精美可口,他的演讲也是精彩绝伦。听众如痴如醉,问题欲罢不能,掌声如雷,绝对不是虚伪客套。
他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拿了三千五百元,帮他安排这次演讲的经纪公司抽三分之一佣金。换句话说,他净赚两千三百三十三点三三元(他真希望经纪公司跟对方多要一百元,扣除佣金,他就可以保留一个整数)。食宿招待得那么舒服,到处有人奉承阿谀,讲的又是他最熟悉的老题目,边睡都能边讲,这笔收入算是着实不错的了。
环境在变、他的心境也在变(他有时想,可能跟月亮的阴晴圆缺有些关系),他的讲词也不免会跟着变,但变得不多,只是主办单位越来越隆重的招待,刚开始让他觉得有些不安;但现在比较自在了,而他的表现也愈发收放自如。
他觉得自己很像百老汇演员。他想到了凯萝·钱宁,一辈子被困在《你好,桃莉》里,挣脱不出,相同的角色,一年要演几百遍,她怎么受得了?她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活?
鸡尾酒会上天南地北的闲聊、晚餐同伴之间的寒暄谈话、微笑、握手、拍照,看来随兴,其实都是演出的一部分,而且千篇一律,一再重复。最难的是最后的问答时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