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解放后伊犁地区的其他居民一样，对于阿卜都热合曼，粉刷房屋是他们最喜爱的一项家务劳动了。每年刷两次或者至少一次房屋，这是风俗、是制度，也是享受、是文明和休息。因为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粉刷过的，洁白的或者多数是淡蓝色的墙壁，更能从中显示出生活的明亮、清洁和美好。也因为他们热情好客，而暗淡的房屋，污浊的环境，肮脏的院落都将是主人的可耻的失礼。所以，当热合曼在头一天晚上把四清工作队的同志即将到来（他毫不怀疑工作同志将在他家下榻）的喜讯告诉了老伴伊塔汗以后，这个低矮的、撅着美丽的花白胡须的老汉和他的虽然满脸纹褶，却依然保持着少女一样的身材的匀称和挺直的老伴，做出的“关于迎接社教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的第一项便是，第二天一早刷房。

    阿卜都热合曼起了个大早，那时，不过刚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小窗洞外的微光。他喜气洋洋地又是性急地囔囔着，叫醒了、催促着还睁不开眼睛的伊塔汗和十三岁的孙子塔西。当伊塔汗在晨曦中挤牛奶和准备茶食，塔西挑水和扫院子的当儿，热合曼已经独自把两间正房和一间耳房里的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搬运到了室外。茶好了，伊塔汗招呼热合曼吃东西。这时，老汉正兴冲冲地在雪地上抖毡子去尘。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是室内除了炉灶和灶前烧火的一点地方以外全铺上席子，席子上铺上毡子（有钱人就是地毯了），一切活动包括吃饭，睡觉，谈话都在毡子上进行，毡子起着桌椅板凳和床铺的作用。一般人家虽都有条案和个把单人床，主要是为了放东西用的。有炕桌，可以在炕桌上进食，也可以把放餐食餐具用的布单直接铺在毡子上用饭。做饭也是在毡子上进行的，把一块土造大布制作的苏普尔——擀面单展开铺在毡子上，这块大布便起着面案的作用。揉制馕饼、馒头是在这块苏普尔上。擀面皮也是在这块苏普尔上，只需用一个窄窄的木板做面板，留出擀面杖擀动的一点余地，换轴或者擀好以后，就把面皮在这块苏普尔上张开。做完饭，把苏普尔一包，连同剩余的干面粉、酵面等，全都包在苏普尔里。这么多活动都在毡子上，但是人们在毡子上除去睡眠以外不论搞什么都不脱掉鞋靴，包括招待客人时铺在毡子上的绸缎面子的褥子，客人踩在上面或坐在上面的时候，也是穿着靴鞋的。有些汉族同志不了解这一点，生怕踩脏了人家的毡子褥子，进到维吾尔人家里连忙脱鞋，往往弄巧成拙。其实，维吾尔人对你鞋上的尘沙远远不像对你露出脚袜、散发出某种气味那样反感。

    作者常常放下正在发展的情节而搞些民俗学的夹注，艺术的得失自可商榷，但它决非自然主义的琐屑。维吾尔是一个民族，有它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性往往主要并不表现为某种奇闻或连篇累牍的谚语，而贯穿于它的全部的、每日每时的生活，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地理条件、生产水平的表现，并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以毡子为例，它反映了当地当时条件下简朴、舒适因而是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它保留着汉族古代席地而坐，“割席”绝交的生活某些特点，并与现代的日本与朝鲜的“榻榻米”堪可匹配。维吾尔人的好客也表现在他们的毡子的作用上。做客要坐在毡子上，坐在毡子上也就能够方便地吃饭直至睡觉了。也就是说，做客而不吃饭、不过夜是无法想象能够通过的。客人和主人，男女老幼，大家都睡在一条毡子上，这就不发生床铺不够的问题，以及如此这般艾来白来的联想和启示等等。

    现在回到热合曼和他的毡子上来吧。

    平时，毡子吸饱了主人和客人靴鞋上的尘土，隔一段时期，靠抖毡子去尘，这当然是一件很不轻松的工作。毡子很大，四米多长，三米宽，当然也很重。热合曼摆出一副搏斗的姿势，他两腿劈开，腰背前倾，两臂伸张，抓住毡子的两个角，用力上下抖动，掀起了羊毛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