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种“西方文化”，当然就更谈不上它的“一元化”了。奇怪的是，对这样一种“西方文化”，许多非西方人反而更为恋恋不舍。

    进而言之，什么叫做“西方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西方人的强权利益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不是就那么喜欢别人也“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事物”，也都是个问题。例如当年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等地贩奴掠奴，罪恶很大，可是西方人（白人)自己内部早已普及人权，禁止了奴隶制。后来黑奴们起来奋斗，争取人权（当然不是什么“非洲式的人权”），要求得到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一致向西方看齐”？），并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现在我要问：黑人争取的自由民主人权仅仅是“西方价值观”吗，还是一种普世性的人道主义价值？黑人要求自由平等，就是屈从“强势文化”，“一味以西方之标准来衡量事物”，而俯首帖耳甘心为奴反倒是抵制“文化霸权”、拒绝“西方价值观”的壮举吗?

    显然，这些问题只可能有两种答案：或者自由人权等等是普世价值，因而不存在屈从“西方价值观”的问题。或者如果那些东西是“西方标准”，那它与西方人即白人的霸权利益也是冲突的，而不承认“白人人权标准”可以适用于黑人的“双重标准”理论才是霸权利益所需要的。事实上，我们在南非废除种族主义的过渡期就清楚地看到：正是专制的“黑人家园”传统势力和“祖鲁文化复兴运动”（因卡塔）与白人政权在联手阻碍黑人解放，而似乎更为“西化”的非国大则领导了这场解放。历史上这类事真是太多了。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所谓“西方文化”过强，指的还不是基督教、麦当劳等等，而是指中国公民如今享有的权利太多，而这种权利似乎是一种“西方式的”权利，因此令人讨厌。但这样的问题真是太不成其为问题了。你讨厌某种权利，你完全可以放弃它，但你无法剥夺别人的权利。就算是“西方式的”权利，但它是我们的同胞在行使，并不是“西方人”的治外法权，更与“西方文化霸权”无关。相反，如果是“西方人”行使了“中国式的权力”（比方说秦始皇式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西方霸权了。不是吗？我常常纳闷：为什么我们有些“中国文化”的弘扬者喜欢在人权等领域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禁牌？为什么正是他们，喜欢拿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来强加于自己的同胞？

    全球化中的“制度碰撞”与国家利益问题

    全球化进程既然是“化”，就意味着对某些普世性规则或制度的认同。例如加入WTO，就意味着接受自由贸易制度。但这一过程十分复杂。人们往往把这种复杂性归之于文化差异，或归之于制度上的意识形态差异，然而历史表明，即使文化、“主义”相同，制度变迁仍然十分困难而多波折。因为制度变迁归根结底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冲突往往比“文化冲突”、“主义冲突”更难解决。无论单个制度的演变，还是不同领域（经济、政治、宗教等等）制度的互动、国内与国际制度的衔接都是如此。因此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冲突的淡化并不一定会使“制度碰撞”的问题更易于解决。而制度碰撞中一些关键事件还会对以后的制度演变、制度互动产生深远影响，形成所谓“路径依赖”——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对“文化传统”的依赖，其实更常见的是相反：“传统”倒是在对某些历史关键点起源的“路径依赖”中逐渐形成的。过去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同为“西方”，美、英(欧)人们对市场竞争的态度极为不同，虽然美国的“文化传统”本来自英国，但美国人认可“公平竞争”的价值观，而英国（欧洲）人的公平观念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反竞争的或“社会主义”的，原因就在于“民主早熟”的美国至少在白人中当初的市场竞争是形式公平的，而欧洲封建特权则使竞争被扭曲，形式上就无公平可言。[4]

    而中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