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慕尼黑刑事警局的阿克塞尔·韦斯警探已经在埃德波特大街六十八号公寓楼外等候了，他穿着便装，外面套着一件褐色的雨衣。他小心翼翼、试探性地握了握加百列的手。韦斯个子高高的，窄脸，长鼻子，肤色黝黑，一头乌黑的短发，有点像多伯曼短尾狗。他松开了加百列的手，兄弟般友好地拍了拍加百列的肩。

    “虽然在这种场合下对你说这些有些不妥当，不过我还是得说，很高兴见到你，兰多先生。去公寓之前，我先带你去个舒服的地方聊―会儿。”

    他们沿着湿漉漉的街面走了下去。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施瓦宾大街上零星地出现了几处灯光。加百列从来都不喜欢夜晚的德国城市。那名警探在一家咖啡屋前停住了脚步，透过雾气朦胧的窗户往里望了望。店里铺着木质地板，摆着圆桌，一些学生和学者在那里埋头读书。警探说道：“就这儿吧。”他打开门，带加百列找了一处安静且比较靠后的位置坐下。

    “领事馆的人告诉我说你开了一家美术馆。”

    “对，是这样。”

    “在特拉维夫？”

    “你知道特拉维夫？”

    警探摇了摇头，说：“现在你心里肯定难受极了，又有战争，如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暂且就先这样吧，不过一切会好起来的。”

    服务员走了过来。韦斯警探点了两杯咖啡。

    “兰多先生，你要吃点什么吗？”

    加百列摇了摇头。服务员离开的时候，韦斯问：“你身上带着名片吗？”

    警探拐弯抹角地问他问题，加百列知道，他这是在刺探自己身份的虚实。加百列的工作性质使他习惯了透过事物的表面去探求背后的东西。每当欣赏一幅画的时候，他看的不仅是画的表面，还能看出未上色前的底画以及基础颜色的层次。他发现自己在为沙姆龙工作时，同样也是这样观察别人的。他本能地感觉到阿克塞尔·韦斯不只是慕尼黑刑事警局的一名警探。确实，加百列能够感觉到，自己从钱包里掏出名片的时候，韦斯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警探拿过加百列的名片，对着灯光看了看，好像是在检查有没有伪造的痕迹。

    “我能留下这张名片吗？”

    “当然能。”加百列敞开钱包，“你还需要其他什么身份证件吗？”

    这下，警探自己好像也觉得过分了，于是夸张地做了个德国式的拒绝动作：“哈哈，不了，当然不用。我只是对艺术比较感兴趣，没别的。”

    加百列真想较个真，看看他到底对艺术懂得多少，可最终还是忍住了。

    “你和你那边的人打过招呼了？”

    加百列郑重地点了点头。在那天下午之前，加百列就去了以色列领事馆一趟，正式地作了次报告。领事馆的官员给了他一份材料，里面有警局调查报告的复印件，还有从慕尼黑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些相关新闻。这份材料现在就放在埃胡德·兰多那个昂贵的皮质手提箱里。

    加百列说：“领事馆的长官人很好。可是，警探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关于杀害本杰明凶手的事，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那个德国人说：“当然可以了。”

    他花了整整二十分钟的时间，给加百列详细地描述了案发现场的情况，比如死亡时间、死因、凶器、凶手杀害本杰明的动机以及凶手在公寓墙上留下的涂鸦符号。他用平和而率直的语气讲述着，不过似乎像是在故意隐瞒和凶手相关的信息。加百列的行为举止和警探完全不同。他没有假装悲伤，在了解了自己“同母异父兄弟”遇害细节之后，也没有装作一副痛苦的模样。他是以色列人，几乎每天都能目睹死亡。哀悼亡灵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悲伤中清醒过来，找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