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彼得罗夫斯基在伊普斯威奇的大白马饭店吃饭的时候，丰坦诺大楼九楼一家的门铃响了。房主人乔治·贝伦森开了门。他惊讶地看着走廊里的这个人。

    “哎呀天啊，奈杰尔爵士……”

    他俩互相认识一点儿，但不是因为多年前是同学，而是在白厅一带时而碰面。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头头很客气地点了点头。“晚上好，贝伦森，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当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贝伦森虽然不知他来访的目的，但脸还是有点红了。奈杰尔爵士只称呼他的姓而不叫名，说明这次来访并不是聊一聊，而是带有一定的严肃性，不能用名字直接叫来叫去。

    “菲欧娜女士在家吗？”

    “不在，她去参加一个会议了。这地方就我们，没别人。”

    奈杰尔爵士知道她不在家。他在外面车里坐了好长时间，直到看见她离去后，才上来。

    奈杰尔脱了衣服，但仍然提着文件箱。他被领到客厅中一把椅子上，离镜子后面那个新安的保险箱还不到10英尺远。贝伦森坐在对面。“好吧，有什么事吗？”

    奈杰尔爵士打开文件箱，小心地将10份复印件放到咖啡桌的玻璃桌面上。“我想，这东西你以前可能看到过。”

    贝伦森一言未发，审视着上面的一份，拿起来又看下面的，然后第三份。他看了看第三份，停了下来，把文件都放下去。他的脸蜡黄，但仍然控制着自己。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文件。

    “我认为我没什么可说的。”

    “是没什么可说，”奈杰尔爵士说，“不久以前，这些文件又被送还了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怎么丢的——从你这方面看来，是够倒霉的。文件送还我们之后，我们一直监视了你好几周，看到你抽出了阿森松岛文件，传递给白诺蒂，然后到了马雷手里。你们的联系很严密，这你清楚。”

    他的话，一小部分是有根据的，但大部分还纯属恫吓。他不想让贝伦森知道，从法律上讲，对他的控告还站不住脚。这位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伸直了脊梁，抬起了眼睛。奈杰尔·欧文爵士想，现在他要争辩了，要胡搅蛮缠了。两人都做好了准备。贝伦森看到了对方犀利的眼光，他开始说话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问几个问题，”奈杰尔爵士说，“比如说，有多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要干？”

    尽管贝伦森竭力控制自己和进行申辩，但他还是心慌意乱，没有觉察到一个简单的破绽：前来对质，根本不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公干。外国间谍要由反间谍机关来处理。但是，他那为己申辩的心理战胜了理智的分析。“第一个问题，仅仅是两年以前。”

    奈杰尔爵士想，绝非如此。他知道，马雷到英国已经快三年了。在他来之前，贝伦森可能由另一个亲苏的南非人来牵线。显然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个问题，我想那是很明显的。”

    “假如说我这个人很迟钝，”奈杰尔爵士启发说，“给我说明一下，为什么？”

    贝伦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很可能像以前其他人那样，虽然在头脑中准备了，但在法庭上还是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进行辩解或推卸责任。“我接受了一种观点，并且为之效力多年，那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惟一值得的斗争的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开始说，“在这场斗争中，南非是堡垒之一。在撒哈拉以南，虽然它不是惟一的堡垒，但也是中流砥柱。长期以来，我觉得，西方国家总是或多或少地视南非为洪水猛兽，将其摒弃于应付苏联威胁的全球共同计划之外。这样做非但毫无收效，而且还是作茧自缚。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西方国家错待了南非，将南非排除在北约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