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

    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负面和有争议的名字。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的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

    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慢慢消逝，被妖魔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弱。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就算是对中国共产党内最大历史沉冤的平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宝林先生告诉我说，新版“毛选”里“陈独秀”的注释文字中，已经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成了“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陈独秀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开除是咎由自取。

    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办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在本国受到清算，前苏共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个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

    正因如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安庆。

    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馆长姚中亮先生，另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

    已届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