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张作霖读没读过李氏的《狱中自述》，他不可能不知道李大钊的这番自白。杀与不杀，曾让张作霖极为踌躇。

    据当时《世界日报》载，4月6日当晚，张作霖便在其家中（即原顺承王府）召集会议。那一天，“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须记，陈兴亚正是白天带队前往东交民巷执行抓捕任务的警察总监，其他几位，也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

    看来，事情似乎朝着有利于李大钊等人的方向发展。

    北京九所大学的校长们当晚也聚在一起。李大钊虽为北大教授，却在京城的多所国立大学兼课，是北京教育界的领袖级人物。校长们知道，这次政府以军方出面办理此案，若按军法从事，李守常先生恐凶多吉少，故决议：李大钊系文人，请政府将此案“交法庭依法审讯”。4月9日，九校校长代表特意拜访了张学良，请他向其父为李大钊缓颊。

    三天后的4月12日，也就是南方发生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一天，北京二十五所学校的校长们发表书面声明，呼吁政府“取宽大主义”，将此案交法庭审理。面对一个杀气腾腾的军政府，首都高校的校长们也算有风骨。

    北大的同事们更是奔走相商。且读当事者的几则回忆文字：

    这是梁漱溟先生告诉世人的当时经过。与李大钊“至熟至熟”之小梁老师，其担忧是很有道理的。落入发誓“讨赤”的奉张之手，反奉的头号“赤党”首领必遭死劫，所以他们能做到的，就是把守常兄的家属保释出来。

    但章士钊的自信也是有根据的。杨宇霆乃张作霖的头号心腹，说一不二的安国军总参议，他若肯出面向张求情，老张是不会不给面子的。于是，章士钊找到杨将军，两人反复讨论了营救李大钊的办法。他请杨将军转告张大帅：

    据后来和章士钊离异并带孩子们去欧洲定居的吴弱男女士说，当年，章士钊不光找过杨宇霆，还找了张作霖的长子、安国军第三军军团长张学良：

    虽说张作霖的总参谋长和大儿子都答应帮忙了，不过，当过上一届政府总长和秘书长的章士钊仍放心不下，因为——

    可见，老友李守常实在凶多吉少！

    军政府体制内的重量级人物也在为李氏求情了。安国军最高政治幕僚机构“政治讨论会”的诸位政坛大佬开会决议，建议张总司令将此案交法庭审理，“依法处理，以彰公允”，即表明吾国乃司法独立之国家。彼时，英美等国组成的法权委员会正在考察领事裁判权是否交还中国政府。在这个节骨眼上，若以军法审判一位著名的思想界领袖，难免会给国家声誉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已是国民党地下同盟者的杨度正是政治讨论会的会员，此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提出，显然与他有关。

    4月11日的《晨报》上，披露了最近一次政治讨论会的决议：

    会长梁士诒、委员杨度二人受委派到前顺承王府去面陈理由。梁是当过袁世凯秘书长的多届政府的“财神爷”，杨度则是从慈禧太后时代起即主倡“以法治国”的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才子。二位素有嫌隙的政坛巨子，为了李大钊，联袂而动。因涉及司法，他俩还拉上了司法总长罗文干同行。

    张作霖被一波又一波的访客弄得心烦意乱，举棋不定。北洋时代，没有一个政治人士的被捕会搅起如此轩然大波。苏俄在国内组织大规模抗议他倒蛮不在乎，有两个国民为李氏上书求赦的事他也不看在眼里，他在乎的是首都“智识界”的人心所向。

    颇得言论自由的各大报纸，一时间说三道四：有的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劝当局不要轻易处置这样一个人；还有的主张终生监禁李大钊，让其在狱中写作；当然，也有主张杀一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