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宣武门外的文华胡同李大钊故居往东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达智桥胡同，此胡同在明清两代赫赫有名，只因胡同里有座“杨椒山祠堂”。

    “椒山”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号，此人因上疏弹劾首辅严嵩而蒙冤入狱，备受折磨，三年后被处死，其妻当日自缢殉夫。后世皇帝为其平反昭雪，并将其故居立为祠堂以彰其忠。有清一代，宣外的杨椒山祠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对国事担忧的读书人，想起来就会跑到这条小街上，在杨氏当年手植的国槐树前垂泪凭吊一番。康有为发动的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事件，就发生在此院。杨继盛为国忠心耿耿，为文也光彩熠熠，曾写过一副为天下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名联：

    李大钊的寓所，距杨氏故居没隔几条街，对杨的忠烈之气和杨的这副名联，自会耿耿于心。所以，在后来主持《晨报》副刊时，他就曾将此联刊发于版面上，只不过，他将联中的“辣”改成了“妙”，成了“妙手著文章”。此后，亲戚杨子惠索墨，他便写下了“改动版”的这副名联，以励亲友，兼示情怀。

    喜欢此联的当然不止李大钊一人，民国初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其《京报》编辑部里，就悬上“铁肩辣笔”四个大字。杨继盛为国死谏的精神一直是闪耀在许多知识精英心室里的圣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生命中的两个车轮。只是，这辆急进的思想之车在俄国人的驱使下越驰越快，最终，“著文章”的轮子跑掉了——报刊上，“李大钊”或“李守常”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之后，每年只有四五篇文章见诸报端，到生命被中止的那一年春天（1927年4月），头三个月里，他一篇文章也没写。只剩一个轮子飞奔的车子，很快就偏入了灾难之境。

    对“妙手”而言，“著文章”实是人生一件快事。所幸的是，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正是言论空间最为敞亮的时候。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北洋时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更以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地说，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军阀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邀李大钊等同事为主要撰稿人与编辑。由此，李大钊又多了个传播自己思想成果的平台。民国八年（1919年）一年，李大钊就在该刊上发表五十四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至今读来仍不觉过时！

    且读《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段落：

    民国十二年（1923年），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还在《平民主义》中这样谈他所追求的公平社会：

    这就是中共成立数年后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读李大钊的文章，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地“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说《土地与农民》，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甚至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谦和的先生，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一步步赢得了北大同人们的尊重。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