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与1998年夏，我曾两进当年的红楼，想看看李大钊的图书馆，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后来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南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一起。

    好在，2002年春，我三访红楼时，国家文物局已经把一楼腾出来辟作“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不过，楼上照常是“游客止步”的办公区域。有意思的是，标明“李大钊办公室”的房间却从一楼东南角移到了走廊的西南端。

    东耶？西耶？不分东西的国家最高考古机关！

    东西一定要分清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每个人才的地位都分得清清楚楚。“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第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

    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图书馆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20世纪初的银圆与世纪末的人民币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两千元！

    然而，不在教学第一线的李大钊比上讲台的老师们还差得远，人家拿得更多——

    文科同事中，文科学长陈独秀最多，是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工资！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收入的改善，直接带来了家庭生活的改善。成为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李大钊，终于把妻子及一双儿女从老家接来，一家人团聚了。老同学郁嶷与他一起到正阳门火车站接来了家人，并帮他们一家租房住下。

    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后来回忆说，那是1918年七八月份的事。

    这一年，李大钊二十九岁，他的那位含辛茹苦的妻子赵纫兰已三十五岁。李葆华写过，其父母总共生有九个孩子，四个夭折，五个存活下来，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二子李光华和三子李欣华。五位子女都活到了共和国时代，其中地位最显赫的即1925年就跟父亲参加革命的李葆华。1949年后，他历任水电部副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氏家族，只有这位长子真正活到了“耆年”，2005年他谢世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诚可谓“寿昌”矣！

    被聘为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主任，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都增了不少，但李大钊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等人一样有兴趣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

    入北大不久，李大钊即加入了“进德会”。该会是蔡元培提议成立的，蔡夫子很为本校师生的道德水平低下而着急。

    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的古文化史大家顾颉刚写过：

    为增进广大师生们的道德修养，蔡校长倡办了这一“自律协会”。他制定了三种会员标准，让师生们对照标准，自己选择做哪种会员。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