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还具体分析了李氏入社会党的两方面原因，一是说陈翼龙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作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一是说“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之后，该书还明确写道：

    本着“离当年越远，离真相越近”的中国式读史潜规则，我相信最晚读到的这本李氏传记离真相最近。不过，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没详细交代中国社会党的背景，如读者知道了该党早在1911年11月5日上海光复的第二天即宣告成立，至当年年底该党即在全国设有四百九十多个支部和五十二万三千多名党员后，就更会明白，年轻的李大钊为何会“毅然加入”该党——这可是当年中国第一大党，况且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

    看看曾经存在的中国社会党的宗旨与纲领，就可以知道青年李大钊为何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政党的憎恶而投身“组织”了。该党的宗旨是“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其八大纲领为：“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党是坚持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又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提倡平等而不是世袭，重视教育而不是军备，鼓励创业而不是征税。这与之后成立的誓以革命手段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党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党的奋斗目标，显然也是二十四岁时的李大钊的政治理想。那时，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袁氏对国民党的高压，还是孙文对袁政府的讨伐。按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正是一个容易冲动、听信煽动、极好发动的年龄。然而，他却在宋教仁死于暗杀、孙文欲以此为发端起兵讨袁的历史关头，像一位久历沧桑的长者一样，十分冷静地劝告有关各方，请勿以暴易暴：

    可是，这样一位性情温和、向往改良的青年才俊，数年后，却成了引进“阶级竞争”（后译“阶级斗争”）学说的第一人，成了主张以暴力打碎现有国家机器并重建政权的“过激党”的中枢要员（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北方区委书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后竟为其认定的主义而慷慨赴死，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民国初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李大钊，是奔着津门名流孙洪伊去的。这位孙先生，直隶省天津府人，长李大钊十七岁，在早婚早育的传统时代，算是李的前辈。他是天津的风云人物，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之一，更以清末领衔各省谘议局请愿立宪的第一人而名扬海内。正是这位中国共和统一党理事长、众议院议员带李大钊第一次见识了政坛的纷纭气象。

    头回上京的李大钊，还像每一个初次晋京的外地人一样，见识了昔日帝王宫禁的非凡气派。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感叹的却是百姓的疾苦。且听他的喟然吟咏：

    三海，即清朝的皇家禁苑北海、中海和南海。民国既立，中海与南海被总统府占用，成了“新华宫”，俗称“中南海”；北海则被新修的马路隔在了北边，但依然是百姓莫入的政府禁区。皇权时代禁苑，共和时代依然。禁城，即紫禁城。看巍峨的殿阁，没有赞叹，只有痛感——想到了秦时的阿房宫；再看一道清溪流向城里，不夸水清，却叹时艰——想到的竟是民膏！四句小诗，显示出年轻作者深沉的悲悯情怀和不凡的文学才华！

    就在李大钊于天津的学堂里发愤读书、激扬文字之时，蔡元培已经是民国的首届教育总长，杨度已经是当国大总统的高级策士，章士钊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政论家和袁大总统家的清客，陈独秀则在安徽做他的省府秘书长和顾问。在这几位日后的好友业已成为万众瞩目的国内一流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