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918年末前往欧洲去参加凡尔赛和会。从他的基地巴黎出发，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访问英国和漫游欧陆。由于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国，而这将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了。他也有些担心他的孩子们在清华的学业，怕注重英语和自然科学会使他们忽略中国文化知识，而他本人在他们这么大时已经造诣很深了。

    一种非正式家庭教育项目的松散的夜学堂已经由做父亲的进行了多年，现在是加强它的时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来做这件事了。梁启超实际上为一批经过挑选的学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们的堂弟妹们以及他的年轻门生们，在他的天津的家里开设了一所中国学的学校。他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来讲课，它们不时被学生们的问题所打断。下午从三点到五点，学生们把梁启超的讲稿刻在蜡纸上并复习一天的功课。他的讲稿后来出版了。

    不仅每天都受到父亲思想的熏陶，而且连他的有名的热情洋溢的表达风格也都加以模仿，对儿子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梁思成后来指出他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两兄弟在中国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这一事实——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思永研究中国考古学——证实了他们父亲教导的智慧和力量，也证实了儿子们的非凡能力。

    当梁启超客居英国的时候，他对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印象颇深。这本书当时风靡英国和美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迫切需要一个中文译本，他本想自己干的，不过，如他在给大姐的信中说的：“我的英文不怎么好，儿子们便自告奋勇。在年轻的历史学家徐宗漱的合作下，两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担了这一工作，一直干到次年二月。”

    父亲的谋算有好几层。首先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们像当时西方普遍主张的那样接触世界历史。同时这一作业对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英语能力是一个很好的测验。最后，这对于发展他们的中文写作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他在同一封信里对大姐说：“因为我要教我的两个儿子学中文，这个夏天我得花掉几个半天的时间，现在是每天两个小时修改他们的翻译稿。所以那翻译名义上是‘孩子们’的，实际上是我做的。有时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干，我用这么多时间可以写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

    当时大姐一家住在菲律宾，她的丈夫在马尼拉当总领事。她的母亲从天津来，可能是来此就医。她在马尼拉期间做了癌切除手术。1922年夏天父亲派思成来到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达时，他写信给他父亲报告说，母亲“已经完全从重病中康复过来（注1.）。”既然担心都解除了，他奉父亲之命买了一辆汽车给家里用，并且作为大姐的礼物，买了一辆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给自己。这两辆车都装上他们乘的船运了回来。

    徽因和她父亲于1921年下半年回国把她和思成的婚姻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1923年初他们下定了决心。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姐说，“思成和徽因已约定结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立即订婚，我们的朋友们大多也是这样主张。你的意见如何？”

    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订婚，1928年3月才举行婚礼。父亲关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学业。当时节制生育还不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结婚头一年就建立一个家庭就会打断他们的学业并使他们承担起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花费和责任。

    就在这一周，梁老先生写了另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这次是写给徐志摩的。父亲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