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