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管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