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生前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在他的早年就已开始了，随着他走上政治舞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铺排、发挥开来，各种各样的褒贬毁誉更加纷至沓来。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死后往往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曹操却不然。

    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评说还在广泛普及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说唱等。民间艺人以正统文人及历代统治者的评价观点为依据，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更是将一段本身就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时，三国故事演变为一种“市人小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有了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并带上了鲜明的“尊刘抑曹”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三分实事，七分虚构”的《三国演义》一问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为一个奸诈残暴的反面人物，沦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曲折引人的《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小说《三国演义》使得史书《三国志》退出了民间的广阔“市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淡漠与遗忘。

    元代戏剧勃兴，曹操逐渐由评话艺人的口头言说变成了舞台上那可触可摸的实在形象。艺人们通过戏剧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败，鞭挞他的残暴，揭露他的奸诈，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曹操推向极端，变成了单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诈使坏外，不再有别的思想，没有别的行动，简直成了古往今来集奸诈残暴、劣迹败行于一身的最为丑恶的天下第一坏蛋。有关曹操的戏剧，如《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逼宫》、《战宛城》等，没有一出颂扬他的好处，都是攻诘抨击，那舞台之上摇晃着的曹操总是挤眉弄眼，做出无限丑态，令人可笑而生厌。即使当今大获成功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也难从根本上挣脱前人的窠臼、摆脱前人的影响。杨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虽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杨修真正的死因还在于他与曹植过从甚密，在曹丕、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中站错了“队”，曹操担心他继续帮助曹植留下后患，这才起了杀机。说到底，杨修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只要不影响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个个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