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文化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社会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大法，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文化浩劫，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