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欺视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他的补偿与报复对中华大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这种补偿与报复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还表现为对精神文化的摧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嬴政儿时的丑陋与难解的身世之谜总是遭到人们的怀疑猜测与纷纷议论，这些议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隐约约的，你说听不清吧，又不时地在你耳中灌注那么一两个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杂种、野种、丑八怪，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议论你；待你想听个清楚明白吧，那些叽叽喳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任你怎么搜寻也无法捕捉。因此，他只要一听到人们的议论，就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就想发泄，想骂人，想杀人，他恨不得将这些人的舌头全部割掉，炒成类似猪口条之类的“人口条”作为一盘下酒菜全部吃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全国天下的臣民之口封住堵住钳住，将古往今来的所有“窃窃私语”扎住箍住锁住让它们变成永远的沉默。他寻找着，忍受着，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庆功宴上，已升为丞相的李斯与齐国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在辩论中，李斯将矛头指向了天下儒生，他说：“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李斯一番话虽然说得耸人听闻，却正中嬴政下怀，他不禁却听得连连点头，并鼓励李斯继续说下去，希望他能够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为秦国立下大大的一功。

    于是，李斯顿了顿，眼珠转了几圈，又继续说道：“我建议，除开《秦记》一书，除开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书》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再不烧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嬴政听着，大声叫好。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令从咸阳宫中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飞向全国各地。一本本价值连城的典籍、一册册珍奇孤本很快就变成了碎屑灰尘与缕缕青烟，在中华大地上空飞舞着久久不肯散去。这场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其余波更是延续到秦代灭亡。

    嬴政首开大规模焚书之举，为此后愚昧而颟顸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造成的浩劫与创伤怎么也不能挽回与弥补。他使得封建政治权力对精神文化的干预更直接、更迅速、更野蛮、更加表面化了。在绝对的高压文化专制政策之下，人民的思考自由被禁止、聪明才智被扼杀、理性惨遭践踏，于是，从古到今的中国，都习惯了只有一种声音，只准读一种书，只有一种生活模式，除此“正统”，其他都是左门旁道的歪理邪说与歪门邪道。没有竞争，没有争鸣，没有探讨，从上到下死气沉沉，正如闻一多所描写的一潭“死水”。一个民族如此退缩、老迈、阳痿，其生机与出路何在？

    另一件则是一直遭到后人非议的坑儒事件。

    其实，嬴政所杀，是他在追求长生不死过程中那些欺骗了他的方术之士。为了泄愤，他大搞逼供信，结果株连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坑杀。对此，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然而，方士与儒生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