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大举东进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列国竟没有过一次联合反抗的行动，也许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多次合纵抗秦，都被秦国的“连横”之策破解，然后又一次次地重组，一次次地烟消云散，恐怕六国早就对这些没有效验与结果的“游戏”产生了厌倦。然而，尽管他们各自衰弱疲惫，只要放弃成见，真正联合，抱成一团，凝成一股绳，构成坚固的同盟，中国的历史恐怕也得重写。

    没有联合，只能说明六国确实衰弱腐败到了极点，不亡也就不太正常了。想那六国先辈，在他们的王国与土地上该是挥洒过多少英气与伟烈啊，而轮到这些末代子孙手中，竟连一点回光返照都不曾有过，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六国的悲哀。

    没有联合，也就只有等着一个个挨宰消灭的命运了。

    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实乃势所必然。我们在前面就曾说过，如果不是嬴政，换上另一位秦王，他也会完成这一千秋大业。因此，秦王对历史的贡献与改变则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执政纲领与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一年，嬴政三十九岁，正值人生壮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惊，他还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将做出一些改变中国历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帝号的议立与国体的定位。

    嬴政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可比他亲生父亲吕不韦强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这时的秦王，再也不是过去那拘于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国民众的秦王。这名号，不仅是对嬴政功业的肯定，不仅是对他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符号，一种或耳闻或目睹就会产生宗教效应的崇拜。因此，嬴政对其相当认真而慎重，并发出一条诏谕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其时已升为廷尉的李斯特地招来全国最有学问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复复地一议再议，这才跪拜进献于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没想到嬴政并不满足于所谓最贵的“泰皇”，对此，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一个“羞”，活脱脱地勾现了嬴政的踌躇心态。他认为他的功业是绝对地空前，要超过被先民们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于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于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这才称心如意。

    对这取名，嬴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鹜并被扭曲变态啊！直到本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州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嬴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