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不明就里的克劳德·勒贝尔茫然地出现在会议室。内政部长花了五十分钟，向他简单介绍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他一进会议室就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共和国卫队队长和他的顶头上司布维埃之间。他看着罗兰的报告，其余十四个人全都默不作声。不过他能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放下报告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为什么叫他来？这时部长开始说话了。那既不是商量也不是请求，而是命令，随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情况简介。他可以组建自己的办公室；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所有必要的情报；所有围着这张桌子的人所管辖的全部资源都任他调遣。所需费用没有限制。

    “绝对保密。”部长几次提到的这点使他印象深刻。这也是那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命令。听着听着，他的心沉了下去。他们正在要求，不，正在命令——命令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从着手。到目前为止，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线索，没有证人——除了三个他没法去问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化名，以及整个广袤的世界——他必须从中把这个人找出来。

    克劳德·勒贝尔知道，自己以前是个好警察。他一直是个好警察。他做事稳健、精准、有条不紊、不辞劳苦。他只是偶然才灵光一闪——而这是一个好警察变为杰出警察的必备条件。但他从没有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百分之九十九的警察工作是例行工作，靠的是不动声色的调查，勘察再勘察。所有的辛劳把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变成一张网，这张网最终网住了案件的罪犯，使他们站在法庭上，而不只是制造标题新闻。

    在司法警察署的人眼中，他是一个埋头工作、循规蹈矩的人。他讨厌被曝光，从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很多同事就是靠这个方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他的晋升之路很稳健：破案，看他抓捕的罪犯被判刑。三年前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空缺的时候，就连其他候补人选都认为只有勒贝尔得到这个职位才公平。他在凶杀处的记录一直很好。三年里，他抓捕犯人从未失误过，只有一次，被告因为技术原因被无罪释放了。

    作为凶杀处的处长，他逐渐引起统管整个刑警大队的莫里斯·布维埃的关注。布维埃也是一个老派的警察。所以几周前，布维埃的副大队长突然殉职，他立刻亲自要求勒贝尔出任他的新副手。司法警察署里有些人怀疑，由于布维埃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涨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这个人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各个轰动的大案，又不会抢去上司的风头。当然，这可能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内政部的会议结束之后，罗兰报告的副本都被收回，存放在部长的保险箱里。只有勒贝尔一个人被允许保留了布维埃那份。他唯一的要求是允许他秘密地寻求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罪案调查机构负责人的合作，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这样的职业杀手的身份资料。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合作，调查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桑吉内蒂问他：“这些人是否可靠，能保守秘密吗？”勒贝尔回答说，他要联系的人都是私交，他的询问也不通过正式公文，是非官方的。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警界的高层。部长考虑了一下，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会儿，他正站在大厅里等候布维埃，看着各部门的头头脑脑鱼贯而出，从他身边经过。有的人简慢地冲他点点头，然后继续向前走；其他人则在说“晚安”的同时，对他报以同情的微笑。布维埃和马克思·费尔内还在会议室里低声商量着什么。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顺着圆桌介绍时，勒贝尔很快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他在身形矮胖的勒贝尔身前停下，看着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