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天很冷，特别是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之时，更显得寒气逼人。

    在福尔·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砾石地里。法国空军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双手被绑在柱子后面。他凝视着二十米开外面对着他的那队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这最后时刻的阳光。他用一只脚蹭了蹭脚下的砾石，略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士兵们将子弹推入枪膛，拉上枪栓。在二十支来复枪拉开枪栓的咔哒声中，牧师的祷文显得十分虚弱无力。

    院墙外，一辆贝利埃特大卡车正鸣着喇叭，想要穿过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驶向市中心的小型车辆。喇叭声刚好盖住了行刑队长官的“瞄准”口令。枪声响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却连一点涟漪都没被激起，甚至还不如空中鸽子拍翅膀的声音维持得长久。喇叭声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枪的声音也渐渐消弭在院墙外逐渐喧腾的交通噪音里。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组织”杀手组的负责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法国总统。他的死亡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终结——随着他的死亡，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嘲弄人，实际上，它却恰恰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要解释这一点，必须首先回头看看，为什么在这个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已经是晚上七点，气温仍然有二十三度。整个城市都热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个没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进车里，去乡间度周末了。

    太阳终于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长长的影子穿过院落，带来了令人舒适的凉爽。此时，有那么几个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们决定，有一个人必须死，他就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市民们正准备逃离炎热，去海滩和河边消暑纳凉；而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内阁会议却仍在进行中。十六辆黑色雪铁龙DS型豪华轿车正停在背阴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占据了茶色砾石铺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侧的墙边是阴影最先盖住的地方。司机们躲在这里阴影的最深处，相互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比平时长，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点三十分，一个身披链饰、挂满勋章的礼宾官才出现在六级台阶顶端的平板玻璃宫门后面，朝卫兵招手。司机们把手里抽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砾石地里。大门两边的安全人员和岗亭里的士兵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开了。

    第一批部长出现在玻璃门后的时候，司机们已经发动了汽车。礼宾官拉开门，内阁成员纷纷走下台阶，互相道着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车按照先后顺序排在台阶下，礼宾官弯腰拉开车的后门，部长们爬进各自的汽车，经过向他们敬礼的共和国卫队士兵，驶出大门，驶向新区的奥雷诺街。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走了。两辆加长的黑色雪铁龙DS19型轿车还在院子里，慢慢驶向台阶。第一辆车插着标志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他是一名警察，来自沙托里国家宪警总队培训总部。他生性沉默冷静，从不参与司机之间的玩笑；他开车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罗克斯，车里没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的第二辆DS19也由一名来自沙托里的宪警驾驶。

    七点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砾石地上的警卫再一次立正站直。夏尔·戴高乐身着惯常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系着黑色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按照老式的礼节，他为伊冯娜·戴高乐夫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