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天来临时公主不见了，工作室里只有一个小火炉，使人越来越不舒服。卧室冷得像个冰窖，厨房也好不了多少，只有火炉周围的一刊、块地方是真正暖和的。于是玛莎又找了一个被阉割过的雕刻家，她离开前还对我们讲了这个人的情况。几天后她又想回到我们这儿来，可是菲尔莫坚决不同意。她抱怨说雕刻家不停地吻她，弄得她一夜睡不成觉，而且没有热水，无法使用灌洗器。最后她还是认为不回来也一样，她说，“这样我身边再也没烛台了。总有那个烛台……叫我受不了。你们要是老老实实地不招惹我，我当时是不会离开的……”玛莎走后，我们晚上的消遣方式变得全然不同了。我们经常坐在火炉旁，喝着加了热水的烈酒谈论在美国时的生活。我们谈论它的口吻就好像永远不再指望回到那儿去了。菲尔莫有一张纽约市地图，他把它钉在墙上，于是我们常常花去整个晚上探讨巴黎和纽约这两个城市共有的优点。我们在讨论中是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惠特曼这个人，这个美国在其短促的历史上造就的一个孤零零的人物。在惠特曼的诗中，整幅美国景象有了生命力——她的过去和未来、她的诞生和死亡，美国有价值的一切惠特曼都已说到，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未来是属于机器、属于机器人的。惠特曼，他是灵与肉的诗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今天他的诗几乎已无法解读了，这是一座刻满粗糙的神秘符号的纪念碑，我们没有解读它的钥匙。欧洲语言没有一种可与他创造的不朽精神相提并论，欧洲已到处皆是艺术品，她的土地中尽是死人骨头，她的博物馆被掠来的珍宝塞得满满当当，不过欧洲从未得到的是一种自由、健康的精神，也就是你可以称其为“人”的精神。歌德离这方面最近，但是相比之下歌德不过是一件填进东西的衬衣。歌德是一位有名望的公民，一个学究、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只是他身上打着德国的双鹰商标。歌德的安详，那种宁静、气派十足的态度不过是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神灵在昏昏迷迷地沉睡。歌德是事情的结尾，惠特曼却是开端。

    讨论过一阵这类事情后我有时便起身穿好衣服出去散步，我穿起毛衣和菲尔莫的风衣，又在上面套上一件披肩。这种阴湿寒冷的气候很难抵挡，只有精神坚强才行。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极冷和极热气候并存的国家，而且温度计上显示出的严寒温度在这儿是闻所未闻的，不过巴黎的寒冬也是美国所没有的，这是心理上体验到的寒冷，心里冷，身上也冷。这儿从不结冰，也就无所谓解冻了。人们学会了如何抵御遒劲、清新的寒冷气候，正如他们用高墙、门闩和百叶窗，用不断咆哮、说话刻雹蓬头垢面的看门人来防止别人侵入他们的隐私一样。他们加强自己抵抗寒冷的能力，保暖是关键。保暖和安全，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安逸中烂掉。在一个阴湿的冬夜里根本毋须查阅地图以确定巴黎的纬度，它是一个北方城市，是建在填满人脑壳和人骨的沼泽地上的前哨。沿着林荫道有冰凉的人造电气热源，这就是用紫外线打出的“皆大欢喜”，在它的照射下光顾一连串杜邦咖啡店的顾客显得像生了坏疽的尸首。“皆大欢喜！”这是滋养孤苦伶仃的乞丐的金玉良言，他们在蒙蒙细雨般的紫色光线照射下整夜在街上走来走去。凡有光线的地方总有一点点热气，看着大腹便便、无衣食之忧的王八蛋们喝下一杯杯烈酒和热气腾腾的黑咖啡，一个叫花子也会暖和起来，凡是有光线的地方人行道上总会有人，他们互相推挤，透过脏内衣，通过恶臭的、诅咒谩骂时哈出的气释放出一点儿热量，像牲口一样。或许熙熙攘攘的景观会延续八到十个街区，过后街道又沉入黑夜之中，阴沉、污秽、黑暗的夜，像汤碗里凝结的动物油。参差不齐的住宅延伸了好多个街区，每扇窗都紧闭着，铺面都闩着、锁着。这是连绵多少英里的石筑监牢，里面没有一丝热气，狗和猫全同金丝雀一道呆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