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在少年时代，就读于一所乡村学校，这所学校的地板是用碎木铺成的，而且，为了防止阳光照射，学生们把课本撕开用其油渍纸贴在窗玻璃上。当然，他们保留了一本教科书，上课时，由老师大声朗读，学生们随之跟读。这样一来，学校好似陷入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周围的人们也因此称之为“喧嚣的学校”。

    在这所“喧嚣的学校”里，林肯养成了一个终生的习惯：每当需要记忆时，他总会大声朗读。每天早晨，他一来到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事务所，就马上躺在躺椅上，把一条并不灵巧的长腿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大声朗读起报纸来。

    “他令我烦透了。”他的同事说道，“几乎难以忍受。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那样朗读，他回答道：‘当我大声朗读时，有两种感官参与其中，一是听觉感官，二是视觉感官，因此，这会更有益于记忆。’”

    林肯的记忆力非常出色。他这样描述道：“我的大脑就像一块钢铁，虽然你很难在它上面留下些什么，但是，一旦留下了，便很难抹去。”

    所以，为了调动起你的听觉和视觉，就应行动起来，像林肯那样去做。

    最理想的记忆方法当然不仅包括去听、去看，我们还应触摸它、嗅闻它，并且体味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视觉。因为，我们是视觉记忆的动物，通过视觉留下的印记将会存留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通常能记住一个人的模样，却忘记了他的姓名。据分析，从眼睛到大脑的神经要比从耳朵到大脑的神经功能强大二十五倍。难怪，中国有句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所以，要把需记忆的姓名、数字和演讲提纲记录下来，先看一下，再闭上眼睛，然后使之形象化为火红的字体以辅助记忆。

    马克·吐温是怎样学习不带笔记而演讲的？在马克·吐温演讲生涯的最初几年里，他总是要借助于笔记，但视觉记忆帮助他最终克服了这个痼疾。在《哈珀的杂志》里，他给我们讲述了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

    通常，我们很难记住日期，因为日期是由数字来表示的：数字往往显得平淡无奇，无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同时，它们没有形成一幅图画，视觉记忆自然就无用武之地了。

    的确，日期图画能帮助我们进行记忆。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图画，尤其是你亲手构组的图画，能帮助你记住几乎一切东西。但最关键的一点你必须牢记：亲手构组图画——这是我的经验所得。

    三十年前，我每晚都要发表一段演讲，而在讲演前，我必须先把它完整地记诵下来，为了避免失败，我只好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提示。这些提示往往是句子开头的部分，共有十一个，它们大致如此：那个地区的天气——那个时代的风俗——在加利福尼亚人们从未听说——这十一个提示大致勾勒出了每一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并且，它们的确保证了我不会遗漏某一个演讲要点。但是，它们看上去是如此的相似，而且难以构组一幅图画，以至于我虽然用心记忆，但对它们的顺序总是不敢完全确定。所以，我只好把提示放在身边，在演讲过程中不时地看上一眼。

    有一次，我不知把提示放在哪里了，你简直无法想象那个夜晚我是多么地恐慌！由此，我明白了必须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于是，按照演讲顺序，我把提示的首个字母用墨水写在了手指甲上，就如“I、A、B”这种形式。

    第二天晚上，我就登台使用了这个方法，但遗憾的是，这个办法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我要不时地看看我的手指头，一会儿，便不知哪个手指头刚刚使用过了。也许，此种方法会让我不致遗漏讲演的要点，取得一定的成功效果，但同时，这也会导致了公众的好奇心——他们无法理解：这位演讲者好似对自己的手指头兴趣甚浓。有几位听众甚至在演讲结束后询问我的手怎么了。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