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2年以来，已有五十多万人成了我的公共演讲课程的学员。自然，这些课程都蕴含了我的公共演讲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学员中的许多人来信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参加这一课程，以及由此渴望获得什么。

    当然，这些信的措词用语并非千篇一律，但绝大部分的中心思想和最根本的需求是惊人的一致：“当我站起讲话时，”不止一个人如是写道，“我变得小心翼翼，非常紧张，以至于不能思维清晰、表达有力，不知自己要说些什么。我想获得自信、泰然以及自主思考的能力。

    “在生意场上、俱乐部里或公众面前，我想使自己的思维能合乎逻辑地组合起来，并且，能够清晰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成千上万的来信大致都是如此。

    这不由得让我回忆起了一件真实的往事：多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根特的绅士，他参加了我在费城举办的公共演讲班。就在学期开始不久，他邀请我在“制造业工人之家俱乐部”共进午餐。

    他是一个中年人，生活态度极为积极乐观；他不但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且还踊跃参与教会工作和社区活动。

    那天，我们边吃边聊。他感慨万千地说：“以前，人们曾多次邀请我在公共场合讲话，但我从未敢尝试。因为，每当想起要面对台下那么多的人，我就会感到非常紧张，大脑也一片茫然。所以，我总是设法回避这样的场合。但是，我现在是大学董事会的主席，在董事会上，必须主持会议，作一些发言——在我这样的一个年纪才去学习演讲，你是否感觉有些迟了呢？”

    我鼓励他说，“根特先生，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无所谓早晚。但你能否成功，不是一个我能回答的问题，关键要靠你自己。只要你能采用正确的方法，辅之以不懈的努力，你肯定会成功的。”

    他真的很希望将来的发展能如我所说，但又担心那是过于乐观的估计。于是，他半信半疑地说：“我真的还可以吗？你不会是出于好心，只是安慰鼓励我吧。”

    培训班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又在“制造业工人之家俱乐部”偶遇。寒暄之后，我们又相约共进午餐。仍是上次那家餐厅，仍是同一个餐桌。我问他那时我是不是太过乐观了，这使他想起了我们先前的谈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红色封面的笔记本，把人家向他预定的演讲及日期单给我看。

    “讲话的能力，”他坦诚道，“演讲过程中的快乐、我能给社区带来的其他服务——所有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令人满意的事情。”就在我们再次相遇前不久，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裁军会议。当人们知道英国首相计划参加这个会议时，费城的浸礼会教徒们拍电报邀请他在他们城市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做演讲。而且，根特先生告诉我，他本人是被从费城这个城市的所有浸礼会教徒中挑选出来向公众介绍英国首相的。

    可是，正是这个男人，大约三年前，坐在同一个桌旁，郑重地问我他是否能够当众演说！他在演讲能力方面的进步速度非凡吗？绝对不是，我们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举一个较为明确的事例来说：

    几年前，一个布鲁克林的医生，我们称他为克蒂斯博士，在佛罗里达州“巨人”训练场附近避寒。作为一个热情的棒球迷，他经常去看“巨人”队员们训练。不久，他便与他们十分熟悉了。于是，在某一天，他被邀请去参加为表示对“巨人队”的敬意而举行的宴会。

    在上过咖啡和果仁之后，几位有名气的客人站起来讲了几句话。突然间，克蒂斯博士出乎意料地听到宴会司仪说道：“今晚，在座的有一位医生，克蒂斯博士，我打算请他对于棒球选手的健康讲几句。”

    这方面的知识他有准备吗？当然，克蒂斯先生有准备，而且，他有世界上最充分的准备：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