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为省级行政区，下辖州、府、监、军等地级行政区，再往下是县级行政区。推官是在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等地级行政区长官下设的一员，地位仅次于判官，怎么能跟一名普普通通卖葱的做小买卖的人发生冲突？让人很不理解。李承信政治低能，从“无商不奸”的角度来看小贩纵然坑了你，葱姜蒜那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至于大打出手吗？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温柔的方式整治小商贩。如果换做两个平民在买卖过程中发生殴斗，顶多是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的问题严重了，官员打死卖葱的小贩，在什么年代这都是严重的官员道德问题。官员给了老百姓一个仗势欺人的形象，欺负的还是弱势群体，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官员个人行为损害了朝廷的颜面，想要活命只有祈祷皇帝突然驾崩新君登基来个大赦天下。李承信没有那么幸运，宋太宗特命处死，还社会一个公平。

    王元吉、李承信相对于赵普、王旦来说，属于低级官员。李承信的道德问题极为明显，且影响恶劣，不得不杀，不是丢官那么简单的逻辑了。大概李承信出现了认识误区，认为官与民是两个阶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很多像李承信这样的官员的意识里，我管着你，你就得按照我说的做，忽略了统治之外的社会因素。进入这样的认识误区，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悲剧也就迟早会发生。王元吉搞钱，大家都搞钱，谁也别说谁，问题是王元吉搞钱的数额超过了他担任的官职本身的政治能量。就好比县令贪污十万没事儿，官职低、待遇低、官场地位低，“三低”人员搞些灰色收入并不过分。如果一个县令贪污了几千万，保准出事儿。就算地方上保你，朝廷大员也得收拾你，从数额上看明显“僭越”了，你整这么多让朝廷大员们情何以堪？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张方平担任三司使。宋代在中央设有三司使司，为最高财政机关，长官叫“三司使”，也叫“计相”，地位仅次于参知政事。三司下设盐铁司（管禁榷商品、商税、矿税等）、度支司（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户部司（管田赋、两税等），各管一摊，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与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平行，称为“计省”。地方设有转运使司，长官转运使，州县设有兵、胄、商税等，形成完备的财政体系。

    苏轼评价张方平堪比孔融，但没孔融那么愚蠢。张方平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什么书只看一遍就全记住了，以神童举荐入仕。张方平本人喜欢兵家纵横，言论每每与正统儒学相左，性格豪迈刚正，立朝无所阿附，经常与朝廷大员发生冲突。譬如庆历新政时，与范仲淹、欧阳修政治立场不同，到了熙宁变法时又与王安石对着干。我们知道学术门第是官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儒学复兴后，形成了几大流派，这些人进入仕途后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张方平不是儒生，料想他在朝廷的处境会十分艰难。张方平为人“尚节义”，曾在四川为官，对“三苏”特别器重，并为他们奔走呼号。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张方平上疏拯救。他为官一生，以义气为重，所以名声很好，可在嘉祐四年他犯了一次道德错误。

    张方平担任三司使，风平浪静地度过三年，第四年头忽然来了个发家致富占便宜的机会。平民刘保衡在京师开了一家酒场，因宋代禁止私人酿酒，酒场只能去官方都酒务买酒曲，可能是刘保衡经营不善，竟然欠官府酒曲钱一百余万文，这个数目足以让他倾家荡产，然而欠了这么多钱，酒场竟然没黄，真乃奇迹。开封府都酒务主管部门是三司，催欠款的部门是三司都理欠司，真宗朝著名奸相王钦若曾在该部门担任过一把手，主要负责清理京城及各地拖欠的官物账籍。刘保衡没钱还，被逼无奈只有变卖房产。三司使张方平一看机会难得，连唬带蒙把刘氏房产便宜地买了下来，堂而皇之地搬进新房。张方平没住几天，被刘保衡的姑姑一纸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