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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写史要力求忠实,而论史则千差万别了。

    土尔扈特的东归,在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悲壮而富有正面意义的事件,是“中华向心力”的有力注脚。

    而在清朝,学者们的看法则大不相同。

    在魏源眼中,土尔扈特东归是因为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渥巴锡与众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辞”

    俞正夔则更不客气:“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乌巴锡闻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皆亡,可以窃据伊犁游牧也,即弃俄罗斯,率众南来。六月,至卡伦,知伊犁规模已定,不敢逞,乃藉众来归”,“来归之由,实由舍楞唆抢伊犁,继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归顺更无他法”

    现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团结的国策,必定要找出历史上的例证,悲壮的东归故事自然是最佳选择。

    而清代学者则是对与清朝争斗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连同宗同源的土尔扈特人也充满不信任。

    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当事人,也就是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人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

    先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

    若说是渥巴锡是在听说准噶尔汗国崩溃后,冒着俄罗斯的围追堵截,用全部族17万人的生命来做抢夺已经被清朝占领的伊犁地区的赌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锡的智慧。准噶尔是土尔扈特的宿敌,并且一直处于上风,一百多年来在中亚驰骋纵横,但最终被清朝军队荡平,以至于连人口都被屠杀殆尽。俄罗斯帝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强者,乾隆时期的清朝难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敌的尾追之下,去进攻另一个强敌,只能是神经错乱的表现。

    但若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把自己看作“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不远万里来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却又是拿着现代政治理念来意淫前人的笑话。清朝作为以征服立国的帝国,无论对于汉人还是蒙古人来说,都是征服者,对于臣服者不会吝啬怀柔之赏,而对于敢于反抗的,也从来是兵威相加,犁廷扫穴。土尔扈特人虽然与清朝一直有贡使往来,关系较为亲密,但把清朝看作是“祖国母亲”,如现在的海外游子一样充满着亲情,决不是当时土尔扈特人所能达到的“觉悟”。

    渥巴锡率众东归,他所希望的,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求得一个独立藩属的地位,这样不仅维系了部族的生存,也可延续汗国的国祚。

    再说清朝。

    清朝皇帝从顺治开始,便积极对外进行扩张,对于未归顺于己的蒙古汗国都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并在其中折冲樽俎,拉一派打一派。到乾隆中期,周边的蒙古汗国,漠北喀尔喀、青藏和硕特、新疆准噶尔相继灭亡。而对于已经得到的疆土,清朝皇帝无论哪一个都不允许再出现独立的国家,即使是愿为臣属也不允许。和硕特汗国灭亡后,和硕特诸部台吉协助清军驱逐了占领西藏的准噶尔军,原本是获得了康熙皇帝事成之后帮其复国的许诺。然而,在西藏落入清朝掌握后,曾经许诺便全部作废,从而激起了罗卜藏丹津的反清起义。准噶尔汗国的崩溃是在阿穆尔撒纳为清兵带路之下完成的,可当阿穆尔撒纳希望自己继续作准噶尔汗的时候,清朝却予以拒绝,使得阿穆尔撒纳再次反清。

    因此,土尔扈特人的东归,对于清朝来说,决不会从一开始就毫无疑虑,悉心接纳。

    在1771年1月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启程之后,4月间,乾隆皇帝便得知了情报,并召集廷议。朝臣们争论不休,难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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