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员对大家进行专门的登山训练，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希望各位同志努力完成好各自的训练任务。我们出发的时间就定在两周之后。”

    “好，大家都听清了吧？”宋主任接过了话头，对众人道，“等到了藏区之后，我会再对每个人分派具体的任务。在成都的这段时间里，大家一定要做好登山的训练工作。相信各位心里都清楚，这样做不只是为了我们‘122’这个单位，这也是对你们自身的安全负责。”

    宋主任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且不说那冈仁波齐到底是不是神山，即便是一座普通的雪域高山，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技巧就贸然攀登的话，结局也必然是死路一条。

    之后宋主任话锋一转，开始说起了套话，一番洋洋洒洒的宏论听得我直犯困。好不容易挨到了散会，大家立刻又被安排上了卡车，拉到了区内一处训练场中开始上登山的理论课。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才再次回到了招待所。

    我和徐卫东、沈芳华原本想借着吃晚饭的机会继续中午的交谈。可由于“122”突然来了很多人，餐厅里一下子变得熙来攘往，而且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我们，这么一来只能再找时间了。我们三个人无奈地匆匆吃了两口饭，便各自回屋去了。

    我躺在房间的床上，打算趁这工夫学习一下田教授发给我们的影印资料。没想到只翻了两页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此刻我的心里充满了疑问，脑子里考虑的全都是另外一些事情。

    今天的会上，不管是宋主任还是那个田教授，对我们从天坑里带回来的那根翡翠权杖都是只字未提。可他们越是这样，我越确信“122”之所以能把下一个目标牢牢地锁定在冈仁波齐，肯定和那根权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此上溯的话，那面大鲵肚子里的铜镜才是线索的源头。

    巧合的是，按照中午徐卫东的推测，他的大伯徐礼川和沈芳华的爷爷沈舆坤失踪前的最后一站正是西藏，而引领他们到此的也是金家人偶然得到的另一面藏有光斑地图的铜镜。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年徐、沈两家进藏的目的地也和“122”此番一样，也是那座冈仁波齐山呢？

    另外，根据沈芳华和徐卫东的讲述，金家的人，尤其是那个金云亭，表现得可谓相当积极。他游说沈舆坤打碎玉枕，获知了“瑶枕鬼帛”；又在二十年后把含有西藏信息的铜镜展示给了徐礼川，由此直接促成了徐、沈两家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在整件事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奇怪的是，无论贵州的天怒山还是西藏的“唱武戏”，一直极为热心的金家竟然都没有一个人亲身参与进来，这实在让人有点儿想不通。

    再有，沉箱合影中的那个外国老头，还有曲凡的父亲曲云天，这两个人能和沈舆坤和徐礼川凑到一起，想必也绝非巧合，说不定他们也一道跟着去了西藏。至于那二人的真实身份，以及这几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目前还是一个谜，尚不清楚徐卫东和沈芳华是否得到了与之相关的信息。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沈舆坤在信中明确写道是要和徐礼川一起去贵州天怒山，为的是一个“天大富贵”。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突然改变了既定的行程，连天大的富贵都不要了呢？换句话说，西藏那里究竟藏着什么重要的物事，竟然会比天大的富贵还要吸引他们？

    这一切让我隐隐地感觉到，那些人当年进藏要找的东西和这次“122”所寻找的目标应该是同一个。

    此后的十多天我们过的是军事化的生活，每天吃饭、训练以及作息的时间都是被严格管理起来的。我虽然对“122”采取的这种方式颇为不满，但不可否认，这也让每个人的学习效率都达到了最大化。等到出发之前，连我自己都觉得别说什么冈仁波齐了，就是珠穆朗玛峰我也能爬得上去。

    两周之后的一个清晨，招待所门前一下子停了三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