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想起了那两盒胶卷。趁着父母都不在家，我决定下午去趟原来的单位，把它们冲洗出来。打定了主意之后，我随即三两口匆匆吃完了饭，从背包里翻出了胶卷揣在兜里，便骑上自行车直奔单位。

    没想到事情并不顺利。一到单位里我才发现，几乎所有的暗房里都挤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好几卷胶片。向同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反映抗震救灾题材的照片，由于目前正处在特殊的宣传时期，所以拍摄量很大，单位里现有的几个暗房全是火暴异常，都得登记排号了。

    我这两盒胶卷当然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冲洗，见此只好暂且作罢。和几个老同事寒暄了几句之后，我无奈地返回了家中。

    此后我每隔三两天就跑一趟单位，可每次暗房里都有人，甚至连星期天都有人加班。同事跟我说这种情况大概得维持一个多月，我听完就傻眼了。这可怎么办？

    那个时候没有私人照相馆，所有可以冲洗照片的地方都是国营的，你想自己去里面的暗房洗照片根本就没门儿。后来我甚至想过在家里做暗房，自己动手配置显影液和定影液，可是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和证明，这些化学制剂也买不来。本来冲洗照片对我这样的记者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没想到这次还真成了一个大难题。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心急如焚，几乎每天都往单位跑。最后弄得连领导都直夸我，说我心里对老单位充满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就在假期还剩两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正手足无措之时，屋外突然传来了“咣咣”的砸门声，我吓了一跳，就听见有人在外面喊道：“唐增家吗？有唐增的电报！”

    我的电报？我在外地没有亲朋，难不成是沈芳华或者徐卫东给我发的？可我没告诉过他们我家的地址啊。我满腹狐疑地打开了门，果然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投递员。他抬眼看了看我，说：“你是唐增？快，签字，你的电报。”我接过他递来的笔，在收领单上签了名。那个投递员随即把一份电报递给了我，然后头也不回地骑车走了。

    我立刻关上了门，回到屋里展开了电报，上面的电文只有一句话：你们想知道的都在胶卷里。

    就这十一个字，没有落款，没有署名。不过报头上发报地址一栏倒是标注了两个字：拉萨。

    从西藏发来的？！我一下子目瞪口呆。这是谁发给我的，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我手里的胶卷？如果说是曲凡活着跑到了藏区，给我发的这份电报，那他又是如何获悉了我的住址呢？难道是那“第二股势力”？……

    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一紧，看起来无论如何，那两盒胶卷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随即决定铤而走险，在这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公休日的半夜偷偷溜进了单位的暗房，秘密地把它们洗出来。

    长话短说。到了那天晚上，我借口出去和朋友聚会，带上了从前的钥匙直奔原先的单位，然后在附近一直忍到了半夜两点才开始行动。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这个时候整个楼里应该是空无一人了。我翻墙而入，像小偷一样小心地避过了门卫和守夜的大爷，终于潜入了以前再熟悉不过的暗房之中。

    我立刻锁好了房门，打开了暗房里的安全灯（就是那种暗红色的灯，其光线不会使胶卷曝光失效——逍遥于津注），把那两盒胶卷从裤兜里掏出来放在了桌子上，随后开始调配显影和定影的试剂，并给它们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我戴上橡胶手套拧开一个胶卷盒。然而，这里面装的竟然不是胶卷，而是一颗生有奇异纹路的椭圆形珠子，此外还有一小截儿骨头一样的东西，上面还扎着好几个圆孔，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我此时也没工夫仔细研究，顺手又把它们装了回去，赶紧又拿起了另一盒胶卷。还好，这个里面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