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兰特法官说：“时间已到，听证会继续进行。梅森先生，请告诉本法庭您还想为被告继续辩护吗？”

    梅森说：“法官大人，这个案子绝非是一个简单案子。其中的奥妙与复杂我暂时无可奉告，但是由此引起被告方的顾虑，实在值得进一步追究。”

    地区律师利兰站起身来说：“法官大人，被告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时间，我反对再对他们让步迁就。”

    “我并不是故意拖延时间，”梅森说，“我只想澄清关于时间方面的一个问题。我想再对证人穆斯·迪拉德提几个问题。”

    “有反对意见吗？”法官问利兰。

    “坚决反对，法官大人。证人迪拉德实际上带着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他是被告律师的雇员。出庭作证对他来说本来就是不情愿的，他的证词也被他饰掩得尽量有利于辩护方。盘问到此结束了。该说清的都说清了，至于辩护方要求再传证人进行盘问实属无理，对他们耍的这套把戏我表示坚决反对。”

    “这个问题嘛，只能由本法庭裁决。”法官塔兰特说，“梅森先生，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好的，法官大人，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按迪拉德提供的证词，被告在10号房间的时间是9点至9点20分之间。然而，警察局的记录上记着他们是在9点13分接到旅馆报告的，也就是说旅馆的老板娘至少是在9点12分去的10号房间，她还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梅森先生，您不必继续解释了。法庭的责任是公正合理地解决问题。您的要求可以满足，请再传迪拉德先生出庭作证。”

    迪拉德又一次到庭。

    梅森说：“迪拉德先生，我想就你记录中的时间问题向你咨询一下。请地区律师把他当时所做的记录给我。”

    利兰悻悻地把记录本递给梅森。

    梅森站在迪拉德旁边问道：“这些字迹潦草模糊，对此你如何解释？”

    “我当时坐在窗前，是摸黑记录的。我不想开灯。”

    “你也摸黑看手腕上的手表来确定时间，是吗？”

    “我的表针是夜光的。”

    “有没有可能你记录的时间误差5分钟？”

    “完全不可能，表盘看得清清楚楚。”

    “有没有可能误差2分钟？”

    “没有。”

    “1分钟呢？”

    “这么说吧，梅森先生。秒针我是看不见的，但我能看得见时针和分针。我也许可能误差半分钟或45分钟，但我想绝不会误差到1分钟。”

    梅森说：“就算黛安娜离开10号房间，上了车，开车到电话亭，给旅馆的老板娘打通了电话；而老板娘又去10号亲眼看了看，然后返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警察；很明显，如果黛安娜是在9点12分离开的，警察绝不可能在9点13分接到电话。”

    迪拉德无言可对。

    “此外，我发现你的记录字迹都是潦潦草草的，”梅森说，“可是‘一个金发女人进去了’这儿个字，还有她的车牌号TNM148和9：00这些字迹却非常工整。还有‘金发女人出来了，9：12p.m’这几个字也写得非常整齐。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嘛，我……我想当时可能是移到亮一点的地方写的。”

    “那么说来，你不是在被告离开的当时写下这些字的，也许是在后来补上的。”

    “不，我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写下的。”

    “差不多那个时候，还是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法官大人。”利兰说，“这样提问是不合适的。该问的问题已经问了，该答的也都回答了，被告律师现在是成心找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