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3日星期五晚上10点26分

    汤姆·克拉夫驾驶着福特车，乔治坐在副驾驶座上。他向前探着身子，透过挡风玻璃，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窗外。一束束灯光斜射在风中飞舞的冻雨上，宛如飘动的网眼帘。然而，乔治关心的并不是这样的天气。他关心的是发生在单身男子旅馆外的一场斗殴。

    “真不可理解，”他摇了摇头，说道，“晚上这么冷，这些人喝完酒，还不赶快高高兴兴地回家，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的火炉边，干吗要冒着感染肺炎、遭到警棒痛打的双重危险呢？”

    “喝了那么多酒，谁还在乎呢。”克拉夫嘲讽地说。刚才他自己也是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听说有一群暴民在单身男子旅馆外闹事。他立即给警局打了电话，然后直接开车去乔治家里，因为他估计他的上司应该也已经接到通知了。现在，他们坐在车里观察着。十二名穿着制服的警察正在驱散一群怒气冲冲的醉汉，大约有三十人。那些警察虽然蛮横粗暴，但却知道适可而止，就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训练有素。乔治心想，真是谢天谢地，因为这样的天气没有人能把这一幕清晰地拍摄下来。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群公民自由论者指责警察的暴力行为，而实际上，警察只是为了确保这些醉汉不会在街上乱伤无辜。

    突然，有三个人打到了车前，其中两名是警察，另一个人肩部很宽，血不停地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警棒在他的肩膀上来回挥舞，他倒在了汽车的引擎罩上，昏迷不醒。“噢，太好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告他故意损坏他人财产。”克拉夫调侃道。这时，一名警察把这名男子的双手铐在背后，让他慢慢地躺到地上。一串血迹和黏液清晰可见。

    “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过去帮他们一把。”乔治说话时的那股劲儿就像一个准备看牙的人不打算用麻醉药的那种狂热，“长官，你说了我就干。只是我们穿着便衣，可能会把现场搞得更乱。”

    “有道理。我们还是再等等，让那些警察把局面平息之后再说。”他们又静静地观察了十分钟左右。那个时候，十二名警察已经坐在了车上，各自的状态都不尽相同。有两三个警察正用手帕擦着鼻子，还有一个在寻找他在混战中丢失的警帽。这时，鲍勃·卢卡斯从雨幕中走了出来。寒风中，他竖起大衣的领子，拉开车的后门，钻了进去。

    “这个鬼天气。”他说，声音就像天气一样冰冷，“我们都知道谁该为这事儿负责，难道不是吗？”

    “《新闻日报》？”克拉夫佯装不知地问道。

    “啊。”卢卡斯说，“差不多吧，只要了解《新闻日报》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让我知道是我的人干的，我会活剥了他的皮。”

    “唉，好了，”克拉夫叹了口气，“鲍勃，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人干的。穿制服的警察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把消息透露给报社呢。”他转过头，用狡黠的笑容缓和一下暗含的讽刺，“你把他们训练得那么好，哪会做那种事呢。”

    “克劳瑟安全吗？”乔治问道。他转过身，伸出手，给这位穿着警服的警官递了支烟。

    卢卡斯点点头表示感谢，自己把烟点着。“他不在。他被放了以后就回来了，吃过饭后又出去了。应该在九点前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就要锁门了。但门卫说克劳瑟一直没有回来。因为他知道克劳瑟今天是怎么过的，所以给他宽限了十五分钟，之后就跟平常一样把门锁了。门卫说在这帮人来之前，没人按过门铃也没人敲过门。好在门卫还算聪明没有开门，这帮暴徒也没有抢在我们来之前把门撞开。”

    “那他到底在哪儿？”克拉夫问道。他缓缓地打开边窗，让车外的寒风把烟味儿吹出窗外。

    “我们也不知道，”卢卡斯承认说，“他经常去的酒吧叫北斗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