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云

    (扫描校对：Y.Yan)

    她一定叫做维洛烈嘉。客货轮缓缓驶入西贡河，堤岸景色从微紫而黑。当时她穿一件绣兰豆红越南丝长衫，足踏一双漆木嵌珠贝木屐，长发盘在头上，身子在初夜里十分单薄，乍看以为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下得船来方发觉她脸上长满了皱纹，仿佛饱经忧患。

    “先生，玫瑰花。”

    她身后却缓缓地驶过一列装甲运兵车，接着又是大军车，南越士兵的长枪与刺刀在黄昏入夜里闪闪发亮。我举起照相机，女子便顺从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旧柔软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间的床挂了蚊帐，蚊群仍在帐外轰轰作响。我们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脱掉宽松的长袜，胸前的兰花开放如春。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女体，忙乱惊喜，乍以为青梅竹马，两情双悦。而她只是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五千盾，先生。”

    我们在蚊帐内静静相拥，街外亮了蓝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驶过，远去了，街上便异常静寂。借一点昏蓝的街灯，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弹起，用越南话急急解释什么，可能是宵禁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遗下了一束微微萎谢的玫瑰，散发着香气。我便冲往向街的窗户，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对街挥动一朵绣在长衫的兰花。想她在黑暗中脱下长衫了。我抛下那束微微萎谢的玫瑰，高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来回反复。此时夜空亮了信号弹，像烟花。

    “我叫做维洛烈嘉。”

    我怀疑这只是我的幻觉。翌日西贡市仍然满街三轮车夫，卖香蕉、避孕套的小贩，及小偷。战争从来未曾存在，我在“欧陆酒店”对门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广场另一边看到了维洛烈嘉，在卖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换了一件绣纹竹了哥长衫，远远看见了我，扬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唤她：“维洛烈嘉。维洛烈嘉。”只是她不会听到，因为发生了爆炸。

    爆炸之后非常静，像电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断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条光。一个吃惊的男孩靠着墙，手里还握着自行车的方向盘，只是车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自来墨水笔。维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脸还是惊异羞怯，不知在看些什么，嘴角微微带笑，手里还握着一张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我已经从一个初到法国念建筑的学生，退了学，变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在马赛市联结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吸纳党员，大选期间四处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国四人帮已经倒台，1978年我正考虑离开法国，退出共产党，这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邀请欧洲共产党员参观建设，我就再回到越南。

    还是看到了维洛烈嘉。机场挂满了红布条和鲜花，她穿了军服，头戴红星帽，在胡志明的画像下迎接外宾。我大吃一惊，匆匆拿起照相机，给她拍一幅照，镁光灯闪动一刻，她竟然向镜头敬礼：“欢迎国际朋友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对。维洛烈嘉并不会说法语，声音从不响亮，而且她一点也没长老，只是脸上还是介乎盛放与萎谢之间，长着细细的皱纹。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许十多年前我来西贡时见过。”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内。而且，先生，请记着，西贡已经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红旗飘扬，巨大的革命标语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宽阔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贡，似曾相识，但其实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经济区我们参观了革命热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绿如海，池塘里养着肥大的对虾，小孩笑语喧天，果真是人间天堂。我却在一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