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北至齐、赵等地。35岁到长安求官，过了10年穷困落拓的生活，最后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曾陷贼中，后逃出投奔肃宗李亨，任左拾遗。49岁时，弃官携家入川，在成都郊外建草堂定居，由好友严武保荐任过一段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常被称为杜工部)。流落四川八年，57岁时出川，辗转流徙于湖北、湖南各地，59岁时在岳阳附近病死于一只小船上。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

    安史之乱是杜甫一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也是他写进诗歌的重要内容。这一期间的诗，虽也有关于个人穷通利达的慨叹，更多的诗却着眼于百姓苦难。公元756年，唐宰相房琯率四五万军队在陈陶同安史叛军激战，由于指挥失当，差不多全军覆没。杜甫为此写了《悲陈陶》一诗：

    初冬(孟冬)时节，从十几个郡征来的良家子弟，一战之后鲜血都洒在陈陶水泽之中。蓝天下的旷野死寂无声，四万兵士一日之内全部战死。野蛮的胡兵箭镞上滴着善良百姓的鲜血，唱着人们听不懂的胡歌在长安街市上饮酒狂欢。长安城的百姓转头向陈陶方向失声痛哭，日夜盼望唐朝军队打回来恢复昔日的太平生活。诗人的悲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份。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三吏”、“三别”使人们想到：是谁把百姓弄到这个地步？自然是那些当权者们的腐败导致的。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未传到长安时，杜甫写过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对以唐玄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奢侈淫靡的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指出他们的享乐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极度的不平，使诗人写出近乎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诗句。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他回到奉先县家中的情形：“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他自己的孩子也饿死了！悲痛之余他想到，自己做为小官僚，既不缴纳赋税，也不从军打仗，生活中尚且充满酸辛，那些平民百姓的苦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杜甫写了著名长诗《北征》，深深忧虑“乾坤含疮痍”的全国动乱形势，阐述了对时局的见解，热切期望国家中兴，爱国爱民之情充溢全诗。

    杜甫的写亲友间真挚情感的诗，也非常动人，如《赠卫八处士》：

    参、商是此出彼没永不同时出现的两颗星星，比喻朋友